不知道是谁说的，凡是发生过的事情，就永远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尤其到了互联网时代，上了网的人和事是永远抹不掉的。这不，我看到五十七年前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这段视频，大吃一惊，这个历史镜头，居然今天还会出现在网络上，大概叫老红卫兵恨死了，他们想抹也抹不掉，习近平不很霸道吗？估计对此他也无奈。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著，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中共封杀反思、阉割历史、禁锢讨论，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党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账，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欠账，是旧账未还，又欠新账，新旧叠加，积重难返。邓小平只敢在毛泽东咽气之后搞改革，刚刚还了一点农民的账，他又杀了学生，只好靠“韬光养晦”忽悠洋人，搞“新洋务运动”弄银子，不料腐败了全党，也赔上了环境，抓贪腐的话，中共干部隔一个枪毙一个都会漏网，所以习近平即使整了１３４万官员、抓了超过党史整肃总和人数的中央委员，大家还是要贪。
习近平曾经是一个文革受害者，登上最高权力照样要搞文革，因为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往右走向宪政，要么往左回到毛泽东，他想当个“用猫抓老鼠”的邓小平都不可能。
习近平与毛泽东没有血缘关系，其嗜血的遗传清晰可辩，那上承两千年前的商鞅秦制，从古至今的历史脉络从未断过，而至今中国也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统治者不选择宪政道路的话，冥冥中的秦制就会上身来缠住你、缚住你，叫你再传一代酷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