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们在英国伦敦参加毕业典礼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obert G. Natelson撰文／信宇编译
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我解释了高校一直都是主流正统观念和不宽容的中心，而不是宽容和自由探索的避风港。文章还指出，“学术自由”的概念是最近才出现的，其助力主要来自冷战期间（1945—1990年）保护左翼学者免遭政治报复的努力。
中世纪的大学一般实行“教授治校”（faculty governance）的管理模式。然而直到几十年前，教授治校模式才在美国大学校园盛行。更常见的情况是，大学校长以近乎独裁的权力统治一个校园，院长或系主任亦对所在院系具有很大的控制权。1985年，我在俄克拉荷马州一所小型私立大学接受了第一份全职学术工作，当时的情况依然如此。
独裁意味着一个机构的宽容度和自由度取决于独裁者的一时兴起。而大学独裁者可能非常不宽容，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1964年，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挑战总统职位，他的对手是民主党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戈德华特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竞选活动吸引了许多热情的年轻志愿者。
众多志愿者中有一位年轻的蒙大拿大学法学院学生，名叫杰拉尔德‧尼利（Gerald Neely）。然而当时在位的法学院院长并不支持戈德华特参议员。当院长发现尼利支持戈德华特时，他把这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如果想留在法学院，就必须退出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否则，院长将开除他。
尼利无奈地选择退出戈德华特竞选。因此，他留在了法学院，此后成为蒙大拿州比林斯（Billings）市一名杰出的律师。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我还是蒙大拿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正在利用业余时间自愿投身于保守派事业。因此，如果那位法学院院长仍然在职，他肯定会公开要求解除我在大学的职务。幸运的是，那时他已离任，而当时担任法学院院长的人虽然是一位自由派民主党人，对于政治分歧比较宽容和尊重。
散发毒性的大学模式
尽管学术专制的恶意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事实上，这可能是治理功能失调的大学模式的唯一途径。我们来对这个模式把把脉，看看出了哪些问题。
首先，把几千名青少年集中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人，正处于叛逆的青春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远离家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课程学习缺乏纯粹的目标；他们只是想要获得大学学位，要么是为了改善就业前景，要么是为了推迟就业时间。
第二，把他们塞在密集的宿舍里，甚至是男女合住，对社会行为规范放松约束，纵容甚至鼓励性乱交。
第三，让一些成年人参与管理，然而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人类行为方面的专业培训，不对自己想法的后果负责，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现实世界”的经验，而且往往对那些有经验的人心怀怨恨。
第四，确保权力的分散，使每个人都无权做任何事情。管理人员如果想保住饭碗，就必须迎合师生的各种离奇愿望。
第五，增加一帮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组织者，吸引数千名天真的学生和数百名心怀怨恨的教授前来捣乱。
第六，增加一个主要基于“投入”而非实际教学成果的认证程序，而这种投入主要是在资金和设备等方面。
第七，辅之以联邦官僚机构，为青少年上大学提供看似“免费”的资金，并为教师提供利润丰厚的补助金，用于促进中央集权的“学术”宣传。[例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下拨的各种环境正义基金（Environmental Justice Grants）。]
还会出什么问题呢？
答案当然是“几乎一切”。
近距离观察毒性模式
人性具有某些共性，大多数人都会对环境做出程度不同的反应。这些环境提供了激励机制和规则，鼓励良好行为，或者纵容不良行为。而目前的大学环境往往纵容不良行为。
目前公立学校系统越来越多效仿的大学管理模式中，最严重的缺陷或许就是将人们按年龄划分层次。众所周知，当人们与不同年龄的人交往时，往往会有良好的激励功能：年长者是年轻人的榜样和老师，而年轻人的理想和活力激励着他们的长辈。
然而，大专院校的学生大多年龄很小，一般在18—24岁之间。处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大多缺乏经验，容易冲动，没有家庭责任感，缺乏安全感，容易从暴民那里获得灵感和冲动。难怪“学生群体”（the student body，这是学术界的说法，也是1976年发行的一部美国电影名称）总是给人动荡而愚昧的负面印象。
专制式的管理，如果运用得当，或许可以控制动荡。由品行出众的教师进行治理，或许也能控制动荡。然而目前的专制管理已被教授管理所取代，而大多数教授与过去的传奇教师并无多少相似之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派意识形态主义者充斥着各个大学校园。大学并没有持续努力防止这些意识形态主义者宣传和诱导学生鹦鹉学舌、照猫画虎。
大学也没有持续努力对教授们培训教学艺术。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教授仅仅通过讲课和回答问题来“教学”而已。
大学的确会要求学生填写有关授课教师的表格，对教授们评教打分。然而，年轻的学生对教学法知之甚少，因此这些表格大多只能反映出哪些教授最擅长招揽人气，并不能实质反应教学水平。相对而言，大学应该在学生毕业几年后对他们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哪些教授对他们的影响最大。然而目前来看，很少有大学这样做。
最后，大学聘用的不少教授从未从事过他们声称要教授的专业领域工作。例如，大多数法学教授在受聘时几乎没有法律实践经验。不少历史教授从未参与过外交、战争、官方决策等，对他们向学生讲述的历史事件缺乏体验。很少有经济学教授经营过小企业，尽管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所有这些都让“学术丛林”远离现实，不受其所作所为后果的影响。
下一篇系列文章将探讨：认证、体育热和其它校园乱象。
作者简介：
罗伯特‧纳特森（Robert G. Natelson）是位于丹佛的科罗拉多独立研究所（Colorado’s Independence Institute）宪法法理学高级研究员，知名宪法历史学家，曾任宪法学教授。他著有《原始宪法：宪法的实际内容和含义》（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at It Actually Said and Meant，第3版，2015）一书。他还是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组织编写的《美国宪法传统指南》（Heritage Guide to the Constitution,2014）的撰稿人之一。
原文：What’s Wrong With the Universities, and How to Fix It: Part2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