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过去四十年来相继出现许多“中国崩溃论”的主张，近几年，以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论断最为典型，他大胆预言中国必将是继苏联之后的“下一个”政治溃败国家；在此之前，华裔美籍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时发表了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的著作，他当时预言中国社会体制因种种问题将在五年至十年内崩溃。
事实上，此后10年，中国不但达成年均GDP有10%以上的高速成长，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更是逐年增加，甚至连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时，中国都能在国际社会中一枝独秀，维持良好的经济成长，也对国际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会有这样的结果，主要还是要归功于邓小平所坚持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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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极有可能出现崩溃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习近平走的路线不再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2012年11月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由于其对于计划体制的了解更胜于市场经济，因此反其道而行，改走“国进民退”的倒退作法，使中国这个当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高度成长，提早进入中度，甚至是步入低度成长的陷阱，本文利用长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来剖析中国有可能崩溃的原因。
习近平的经济发展路线
中国的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都能维持10％的经济成长率，但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掌权之后，反而有走回计划经济的迹象，可以发现到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成长率只剩下7％，2016年则降至6％，尤其是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只剩下3％。
习近平对计划经济的暸解胜于市场经济，和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及胡锦涛相比起来，习近平的政策表现对改革开放并没有明显的贡献，不管是政治或经济路线上都显得更紧缩，有朝“中间偏左”路线反推的作为。特别是在习近平第二任期（中共十九大）的后期，在政治上较过往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强对媒体和意识形态掌控，不断扩大政府监管职能，强调内部维稳及国防预算的支出，可以说习近平是倾向“左派”特性的中共领导人。
2018年，中美两大国展开贸易战以来，中国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增高，2020年习近平为避免私人资本失控，开始了一连串针对大型私有企业的整改，以“国进民退”等经济上左倾政策来掌控资源，并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控，这是习近平为解决危机的解方，但也使得部分民营经济体面临巨大营运困难。
归纳习近平的经济思维，他是采取一个“宁左勿右”的政策路径，政治稳定优于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针对经贸规划上更多以政治、国安、集权为核心考量，不再以“追求经济成长”做为单一政策目标，而中共内部也有声音认为习近平的经济路线是相反于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方向，有意把中国拉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道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假设
在美中对抗的大环境下，习近平的经济发展路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有四个假设来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
首先，当中国经济发展愈高，对主要竞争者尤其是美国来说，威胁就愈大，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国威胁感”之间就呈现正相关。以过去日本在1980年代的经验案例来论证对比，日本在1989时GDP已经到达美国的一半，人均GDP更是超过了美国，美国就采取让日币升值等方法来抑制日本经济发展，这对比现今的中国与美国，可以推论中国经济水平与美国威胁之间的关联性是正向关系。
其次，当美国面临经济威胁时，会对其竞争者中国采取孤立措施，则“威胁”与“孤立”之间呈现正向的关系。当前的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进行对比，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在国际现实的压力下，当时的日本不得不听从美国，当一个国家威胁愈大时，孤立就会愈严重；而反向推论，当威胁度低时，反而不会孤立而是促进发展，这解释了2001年中国顺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状况。
第三，当中国面临国际孤立的压力时，中国经济路线会倾向社会主义靠拢，这样的假设是“孤立程度”与“倾向社会主义”之间有正相关。理论上，当中国被孤立时，中共政权的维系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中共的统治思维会往社会主义道路倾向，政治会凌驾于一切之上，领导人可以借此来稳定掌权，而这同时也可以解释，当社会主义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改革开放程度”就会愈低。
最后，当中国愈是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其经济水准将会愈低，那么在理论的假设上，“倾向社会主义”程度与“经济水准”两者间呈现反向关系。就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及论证来看，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程度愈高时，那么经济水平就可能会表现愈差，过去中国在毛泽东掌权时期，采取锁国、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政治动员重于经济民生，尤其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革阶段，中国的经济水平是处在糟糕且低迷的状态。
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无论遭受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压力与冲击，在经济发展的路线上都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因此对应到前文的假设，意即“不论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情势如何”，中国经济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改革开放路线。
倘若中国持续发展经济，却未同时降低社会主义的坚持，此时，经济发展水准会先有上升的可能，而竞争者美国的威胁感会随之增加，对中国采取围堵及孤立的动作，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强化社会主义程度，那么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准就会出现下滑的问题，在理论模型上的表现则回退到原点。值得留意的是，如果中国突然因内部矛盾使得经济发展水准下降，为了维持内部稳定，中共会增强社会主义程度，短时间内促使经济水准回复，这会削减可以出现“中国经济崩溃”的可能性。
同理推论，如果中共领导人为了经济发展而将社会主义程度下降，这表示经济发展维持或增加改革开放的程度，则中国有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发展契机；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水准下降，只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一样会回复到新的经济发展水准。因此，只要中国持续加大改革开放的程度，中国经济尽管遇到短期的动荡，最后都会回到更高的经济水准，这解释了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尽管屡屡遭受到内外部政治与经济危机，其平均年成长率仍能维持在10%左右的增长态势。
回到现实的情境，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后，初期看似维持邓小平和江泽民以来所保持“政左经右”的路线，但随着其执政时间渐长，无论是政治或经济路线却展现出愈来愈紧缩的现象，甚至朝向“中间偏左”的路线反推；而且，在面对中美贸易战的挑战，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美国对中国采取围堵与孤立政策，其经济发展路线有愈来愈偏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倘若习近平对美国孤立围堵政策的回应是持续大幅向社会主义靠拢，如此将使经济发展水准在第一期就大幅下降到负的水准，可能步入中国无法承受的水准，如果中国在此时并未在经济发展路线上有任何的调整，那么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假说与预测就有可能会发生。
基于此，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中国经济尽管会遇到短期动荡，最终都会回到稳健的经济水准；相反的，若习近平面对国际围堵，为了巩固政权持续提高社会主义程度，如此将使经济发展水准在第一期就大幅下降到无法承受的水准，而现今的中国经济有着这样的状态出现。
综合上述，预期习近平因应美国围堵而向左发展的路线持续，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比前三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时期更为动荡，甚至有可能实现“中国经济崩溃”的结果，邻近中国的台湾，对中国经济后续发展情势，必须要更多关注及探究，以免遭到崩溃的波及。
作者为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