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8日，北京，一名保安（右）和一名警察（左）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南海入口处执行警戒。(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刚刚去世，对他的政治遗产的清算就已经开始了，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当局对国有企业做出了新的指示，反映出中共的一、二号人物的内斗仍在持续。
当局清算“李克强经济学”
11月7日，在中共深改委第三次会议上，当局对国有企业做出新的指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规划任务”的监管、“推动处于自然垄断环节的企业聚焦主责主业”。
这些措施进一步确立了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似乎是在清算李克强的政治遗产，他强调的是向国企灌注更多的市场因素，而不是强化国企。
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出，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
中共的一、二号人物在经济管理权上的争执贯穿着整个过去的十年，2016年7月份，中共两名最高领导人分别对如何国有企业如何发展做了相反的批示，令下属无所适从。
当时习的批示“要理直气壮做强做大做优国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企的领导”；李的批示则是“国企要遵循市场规律，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推动国企改革，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郑旭光授权）
政经学者、《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对大纪元表示，李克强是让国企更具有市场性质，并不是说把它变成私人企业。共产党从来没有说不搞国企了，一直都是这么一个路子，朱镕基那时候叫抓大放小，习时期叫做大做强做优，现在主要的是做强，做大都不提了。因为国营企业肯定是赔钱货，赔得太多了国家就不愿意赔了，就不做大了。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这次并没有明显变化，只是北京叙事方式有倾向性而已。真正区别是在于李克强提出的混改，现在不再提了。因为所谓的混改还是以国有为主，没有多大意义。
“混改就是鼓励私营企业投资进来，加大市场运营成分，激活国企的活力。国企向来不是以追求效率为目的，但又希望它少赔点钱，所以鼓励让私人企业进去，但必须控制在政府手里。”郑旭光说。
李克强的市场化却没有配套的法律制度
现在很少有人提及10年前众所周知的“李克强经济学”了，巴克莱资本在研究报告中说，“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即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11月6日，李克强离世后不久，《财新周刊》发表社论《改革亟须新突破》，文章中不点名提到李克强名句“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文章还说，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开启改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2013年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李克强在制定中国基本经济政策方向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财新社论反映了习李之争仍在继续。
不过，所谓“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并没有落实，本应担纲中国经济重任李克强的角色不断被习掏空，国进民退一直在持续。
郑旭光表示，李克强如果有政治遗产的话，应该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所谓李克强经济学是一个非常窄的政策性东西。
“习的做法是，他不会否定市场是决定作用，而是搞一些新提法，强调国企要做强做大做优，让三中全会文件束之高阁。共产党国家经常这样，领袖想做一些他认为非常必要的事情，但又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可，就会利用领袖地位，另外开一条线路，把党的集体意志和决议束之高阁，中共过去十年就这么干的。”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李克强的路线基本上就是朝市场化的方向走，但现在中共体制没有真正的法律制度上的配套，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落实监控体系内的监控。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吴嘉隆授权）
“比如说你污了多少钱，我查不出来。一定要到了某种程度，才去大动干戈去查。如果继续搞下去的结果，肯定就是贪污权力要变现，开始要收割了。对阿里巴巴要收割，对滴滴出行要收割，所谓的民营企业家都要收割。”
由于缺乏制度的配套措施，中共政府主导的经济措施往往以失败告终。黄大卫说，（李克强）所谓全民创业、全面创新，还有什么互联网+，还有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最终结果都是变得并不如人意，非常不理想。
中共一、二号人物会继续斗
随着李克强的离世，继任者李强如何处理中国经济及与中共党魁的关系成为焦点。按照惯例，二十大召开一年后，通常会召开三中全会，确定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但至今还没有召开三中全会的迹象。
近期当局不断释放要继续改革开放、给民营企业和外资更大空间的信号，但当局的说法与做法不一样，阻挡不了民营企业家跑路和外资逃离。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黄大卫授权）
黄大卫认为，新总理之后未来经济情况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国际关系能不能得到改善，不改善的话就进入内循环；其次是政治安全跟经济之间考量谁更重要，这完全取决于北京最高领导人的意向，他能在政治安全方面出让多少空间发展经济。
郑旭光说，李强去做总理，跟李克强差别不大。中国经济要稳稳运营，经济政策就不能有剧烈的改变。
“现党魁那套走不下去了，经济要爆雷，工人、官员、教师都要工资，维稳任务更多钱更少，所有的人都得给他吹这个风。因为钱的问题他解决不了了，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打台湾的事必须放一放，必须让私人企业动起来，光用口号不行，得给点实惠。”
李克强代表过去的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把李克强弄死这个格局没有变。郑旭光说，“现党魁只要在位就没有未来，只要日子好过几天，他马上就会故态复萌。日子难过的话，他可能会妥协一些。”
“李克强走了，有些事情李强似乎还能做。”郑旭光表示，（但中共）内斗永远不会停的，下面肯定就是李强了，不斗李强也不行啊，谁让他是二号呢？毛泽东的二号刘少奇、林彪不是都是斗下去的吗？周恩来坚持当三号就没事，你既然是大管家的角色，你不跟老板斗，你的事怎么干呢？
吴嘉隆表示，（中共）内斗是一定的，因为要找人背锅，所以肯定会不断有人要背锅。
外资都要撤离中资也在撤
在中共安全压倒经济的议程之下，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再加上美中地缘政治日益紧张，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失去了信心。11月3日，中共外汇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118亿美元，这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负值。
黄大卫表示，外资撤离最早就出现在2018年左右，疫情前已经是开始大量撤离，尤其是深圳的南方地方。上海是在疫情期间就进行撤离，现在该撤的外资已经基本上陆陆续续都撤完了。
吴嘉隆说，中国不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外资肯定继续撤离。现在跑的话，可能还有人要进来接盘，你还可以拿他们的钱走人。再不跑的话，后面没有人接盘。
“整个经营环境已经变坏了，中共自己还感觉不出，来还以为可以继续闷声发大财，人家已经看出来了，中国的环境已经输给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其它国家。”
郑旭光认为，不光是外资撤离，中资也在撤离。中低端制造从长远布局，肯定要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再有美中这种地缘政治竞争，注定你的高端是被打压的，那就要变成新加坡企业，不受中国企业的约束了。
“中国的老龄化都是定了的事，资本外流都是定了的事，中美竞争都是定了的事，再换一个人来，美国照样要遏制你的科技发展，军事发展。还有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回报率递减，这个也改不了。”
他说，西方也觉醒了，过去被骗得太狠了，共产党原来不想搞和平演变，现在图穷匕见。中共明确告诉你，党国是不想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