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传祥，北京市一个掏大粪的普通清洁工，文革前中共树立的著名“劳模”。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曾跟他握手照过相。
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因为这张照片，厄运也降临到了时传祥的头上。
1966年12月。江青在一次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大发淫威，给时传祥扣了顶帽子：“时传祥是个工贼!”陈伯达也一唱一和地说：“时传祥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张春桥、姚文元也在一起摇唇鼓舌地说：“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
霎时间，大帽子、黑棍子一古脑儿压过来。一夜之间，时传祥由“劳动模范”变成了“坏人”。
清华大学一伙“红卫兵”来揪时传祥，并欺骗说，要请时传祥去做报告。清洁队领导看气候不对，再三拒绝。他们见软的不行，就露出了凶相，说：“实话告诉你们，时传祥是工贼。江青已经点名了。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说着，几十个人一窝蜂窜进清洁队，到处乱搜。最后将时传祥强行推上汽车拉走了，一关就是十几天。回来时，时传祥脖子上已经挂上“工贼’、“粪霸’的大牌子，还勒令接受群众“专政”，随时听候批斗。
他们造谣说：“时传祥是坏头子，他岳母死了，刘少奇给过500元安葬费。时传祥解放前穿长袍马褂，有两辆小汽车。”
这时，时传祥岳母还健在。“红卫兵”造谣说谎竟到如此地步。
时传祥每天被游来斗去，最多一天达到四、五场。
时传祥还是不屈服。
“造反派”见单批斗游街“镇”不住时传祥，竟对他下了毒手。有个家伙出主意说：
“不老实，就给他‘端正端正’态度，只要不打死，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以后，每当夜深人静，时传祥便被带到一个远离工人宿舍的暗室里，接受审讯拷问。他们用机器上的三角皮带缠上铁丝制成钢鞭，一鞭抽下去，时传祥身上就是一道血印。时传祥被折磨得失去了知觉。
幽暗的灯光下，时传祥从昏迷中渐渐醒来。他看看那几个已精疲力尽的审讯人员，辩解道：
“俺犯了什么错误？你们说给我，不能这样打人啊！”
“要你承认反党。”
时传祥说：“俺时传祥要是反党，当不了全国人大代表。”
“你是工贼!”
“俺不是工贼，俺什么时候也没背叛过工人阶级!”
“你和王光美跳过舞!”
“俺从来没有见过她。”
紧接着，是一阵雨点般的皮鞭抽打。
一次次酷刑拷问不算，“造反派”不准时传祥看病，定量减去一半，不准吃细粮，只准吃窝头咸菜。顶多给一碗二分钱的白莱汤。
时传祥夜里受“审讯”，天不亮就逼着起来，到各清洁分队去弯腰“请罪”，来回跑一道就是几十里。时传祥人瘦了，腰弯了，身上全是青一块、肿一块的伤痕，走路拄着棍子还东摇西晃的。
清洁队总支书记问过：“江青说时传祥是工贼，根据是什么?”
这位党总支书记立即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陪斗500多次；
一位老工人保护过时传祥，被拉出去陪斗了七次；
一位青年工人不同意批斗时传祥，被“造反派”打断了肋骨。
在“牛棚”里，时传祥脸色蜡黄、浮肿，一日日熬煎着。
1971年，已被摧残得身体极度虚弱的时传祥，被赶出北京，送回山东老家。
时传祥病势沉重，当地诊所又不敢给他看病。家属蒙受株连，小儿子不能参军，闺女没资格上学……。
1973年入夏以后，时传祥连下炕都十分困难。眼看病情一天天恶化，一家人求朋靠友，含着泪做了副棺材。时传祥看见了，说：“不用给我预备这个，我死了，一烧就行了。”
说到死，时传祥并不怕。可是，能这样死吗？冤还没伸，自己问题还没弄清楚，这口气难咽啊！
之后，时传祥虽然被接回北京，住进了医院，但病延误的时间太长了，住院一年零八个月后，于1975年5月19日含冤死去。
他没能看到给自己平反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