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传“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中国经济不断恶化，中共面临诸多困境，有分析认为中共很有可能将矛头指向国内富豪，将他们作为第一批收割的对象。为转移三年清零带来的社会积怨，中共正在全面落实“枫桥经验”。
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在11月2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声称要坚持和发展所谓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文章称，今年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提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
几十年来，“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共管治基层社会的重要工具；中共十八大以来，现任党魁高度重视坚持和推进“枫桥经验”。
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旗下的半月刊《红旗文稿》11月15日发表一篇与《人民日报》同名的文章，文中称，中共现任党魁11月6日在北京接见了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明确要求他们继续坚持并推进“枫桥经验”。此外，今年9月，中共现任党魁前往浙江考察时，特地前往“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市枫桥镇进行参观。
所谓的“枫桥经验”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共在浙江诸暨县枫桥区实施的发动群众对所谓的“四类分子”进行“监督改造”的经验。“四类分子”即中共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人的统称。
鉴于这一经验能够强化中共的极权统治，将反对者扼杀在基层，毛泽东在1963年批示要求全国范围内推广“枫桥经验”。
在中共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这种群众专政成为中共频繁使用的手段，导致大量基层官员和所谓的“四类分子”在迫害中丧生。
旅美中国企业家孟军11月2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枫桥经验”实际上是一种人监督人、人整人的手段，中共将其用于加强对民众的控制，让民众从内部相互监督。
他表示，“文革”已经过去数十年，而中共现在仍在推行这种手法，未来推出比“枫桥经验”更可怕的措施都不足为奇。
孟军曾经是一家橡胶产品公司的老板，公司一度拥有一百多名员工。然而，一场瘟疫使得这一切付之东流。在中共疫情封控政策下，孟军的企业破产，随后他彻底关闭了公司，并解雇了一百多名员工，最终从广州逃至美国。
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传所谓“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成为中共在各种运动中频繁使用的手段。图为2008年2月22日，两名戴着红袖章的老人在北京街道上巡逻。(Guang Niu/Getty Images)
青海省前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王瑞琴11月26日对记者表示，“枫桥经验”就是用一部分群众来监视和管理另一部分群众，核心就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批群众”，中共采用这样手段让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
王瑞琴说，“枫桥经验”的本质是滥用司法权限，中共给予基层人员过多权力，而这些基层办案人员却缺乏公检法的资质和权限。例如，一个街道办事处就可以签发抄家令，甚至将人拘留。
从中共统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替它减少了一些压力，也便于它更好地统治社会，但却使人们都陷入恐惧中，并且整个社会也完全没有法制。
王瑞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青海民族大学担任中共党史教员。1988年海南建省，次年，她弃教从商，前往海南从事房地产生意致富，之后回到故乡青海。1997年，王瑞琴成立中美合资企业东湖公司，成为当时青海省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之一，随后她担任西宁市两任政协委员及第十一届青海省政协委员。2020年5月中共召开两会时，王瑞琴发表了一封呼吁罢免中共现任党魁的公开信，随后她在中国的家人和亲属受到中共有关部门的恶意骚扰，她的公司资产也被冻结。
富人成第一批受害者
中国目前的经济已呈现出急剧下滑趋势，中共各级地方政府资不抵债，地方财政面临严重困境，而外资也在大规模撤离中国。有分析认为，中国普通民众已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供中共征收，因此中共正将矛头指向国内富豪，将他们作为第一批收割对象。为转移众多社会矛盾，中共正部署可全面推进“枫桥经验”。
王瑞琴表示，中共将矛头对准富人有几个原因。她说，在中共的体制内，科级以上的人员实际上都是富人，但一般而言，人们通常将富人定义为工商业者和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的人。
她说，民间的富人通常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目前的经济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狼共舞”，逐渐认识到中共的残暴、官员的贪腐和社会的黑暗。因此，尽管他们赚到钱，但内心深处对中共并不怀有感恩之情。富人不会拥护共产党，这是中共最担心的问题。
“成功人士不跟中共一条心，这是一个核心因素。”王瑞琴说，“其次，成功人士有钱，中共可以从成功人士身上获取财富，而老百姓则没有这个能力。中共现在会先对富人下手，以及对有民主思想的人下手，一石数鸟。”
孟军也表示，在中共看来，富人就像是随时待宰的羔羊，中共现在提出“枫桥经验”的目的就是从富人这里收割“韭菜”。有些企业家将企业做得很大，赚了很多钱，在中共看来就是到了收割的季节，中共历来都是如此。
富人已成被收割高危人群
近日有来自中国的爆料称中共内部规定“三千万人民币以上富豪全部查”。类似的消息在一个月前已经在许多网络媒体上传播。消息称，由于经济低迷和财政压力，中共地方政府通过“查税”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上海的一名工厂老板爆料，中共官员透过银行清查拥有3,000万元人民币（约423万美元）以上流动资产的富豪名单，要求他们交出20%的财产，否则会严格查税。
旅美中国企业家胡力任早前表示，中共对富豪和企业家实行勒索、劫财的行为早存在，只是现在这种行为变得更加公开化，而且规模更大。
王瑞琴告诉记者，她认识一个曾在陕西省宝鸡市开桑拿馆的老板张先生，尽管这个行业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张先生是一个吃苦敬业的人，他辛勤努力地创业，最终却遭受全部资产被中共没收的命运，他本人也抑郁而亡，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王瑞琴说，事情发生在五六年前，张先生到陕西后包下一栋楼开始做桑拿馆生意。“他与当地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进行所谓的打点，就是给他分钱。但他所遇非人，这个副局长把本该分给公安局众人的钱私吞。而公安局的其他人看到这个企业赚这么多钱，却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最后以涉黄、涉黑，资产是非法所得的罪名把张先生抓了起来。一旦被套上这种罪名，财产就会被全部没收，三四千万（约四五百万美元）的财产都被没收了。”
她说，张先生被抓后，该名副局长翻脸不认人，张先生很快就被判刑并在狱中遭到酷刑，最终抑郁而亡。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在儿子出事后不久也去世了；他怀有身孕的太太也流产。
“每次谈起这个话题，我的心情都很沉重，这是我身边见到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一个例子。”王瑞琴说，“这些企业家如果在海外发展会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中共体制毁掉了他们。”
孟军也表示，不久前，江苏常州的一名企业家因地方官员的调查遭到勒索，最终选择跳楼自杀。他说，企业家跳楼的事情时有发生，也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死亡案例，如果不配合中共的调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说：“像马云、万达的王健林、明天系的肖建华、安邦的吴小晖，他们这种有后台背景的人都已经被收割，被共产党洗劫后有些人的下场很惨，甚至死了。还有大午集团的孙大午也是一个案例，大午集团原来有五十几亿（约7亿多美元）资产，最后被中共用6亿（约8,500万美元）卖给一个不知名的企业，这不就是抢吗？孙大午还被抓了，判刑18年。这种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在中共眼里，你再大，也没有党大。党管一切，这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