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向往独立自主的生活，我在1958年小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山西师院附中（后改为山西大学附中），目的是为了住校。
那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独自去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仔细阅读派出所开出的“户口迁移证”，我发现两个可怕的事实：第一，从此我的户籍便从父母的户口本上注销；第二，本市的迁移手续必须在三天内办完，否则这张迁移证就会作废。
当时我想，如果一不小心把迁移证丢失，或者超过了办手续的期限，我岂不是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总而言之，这东西让年仅12岁的我感到有点恐怖。
现在我才知道，这个户口制度，有一个从相对宽松到越来越严的演变过程。
第一个户口管理制度，是公安部在1951年7月颁布的《城市户口暂行条例》。该条例第一条中明确指出，颁布这样一个文件，一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二是为了“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
有研究者认为，由于该条例对居民的自由迁徙尚未做出明确限制，所以它是1949年以来最宽松的户口制度。
1953年4月，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下发《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并第一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该文件指出：农民纷纷进入城市以后，不仅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还使春耕生产大受影响，所以各级政府应该进行“劝阻”。言外之意，就是要让他们呆在农村，不要进城添乱。
1955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前者对农民转变成市民做了严格限制，这就有力地阻止了人口流动；后者使粮票进入日常生活，并且在随后的30年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定量供应制度很快就延伸到食用油、肉类、布匹和其他日常用品方面，从而开启了一个“票证时代”。当时我还不到10岁，印象中母亲与邻居们曾经偷偷议论这事，她们的神情向我传达了一种不祥之兆。
1957年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盲流”问题公开表态。此外，该指示还把“劝阻”变为“制止”，可见最高当局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8年1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一次把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从此城乡户口的二元结构正式形成。
我那次办户口迁移手续的时候，这个条例已经颁布，但由于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所以对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还没有认识和体会。
到了1960年，我的一个表哥因中考落选，不得不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农村。这位表哥从小在城里长大，但由于他的父亲在1950年被当局镇压，寡母心寒之极，便嫁给郊区的一个农民。这样一来，他就只好把户口迁到继父那里。到了农村之后，由于他无法适应那样的生活环境，再加上与继父没有搞好关系，所以这位表哥的命运很惨。他不仅终生未娶，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64年夏天，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证明自己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我主动“响应党的号召”下乡插队。居委会大妈们知道我要下乡，便多次登门大献殷勤，这让我们家很不习惯。后来才知道，居委会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是有指标的，迁走一个人的户口，她们就算完成一份任务。
下乡以后，当地老百姓一直把我们称为“下放学生”或“下放青年”。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仅仅是“知识青年”的一种误读，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把我们与“下放干部”相提并论。
所谓“下放干部”，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精简机构。会议结束不久，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于是许多右派就以“下放干部”的名义被迁送农村。后来我才知道，许多农民虽然不晓得什么是右派，但是他们却知道要把“下放干部”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一样对待。
这让我感到无比委屈：当初牺牲城市户口的动机本来是为了“争当革命接班人”，没想到如今却被当作劳动改造的对象！于是我在梦想破灭之后，产生了偷渡出境的念头。只是因为害怕连累父母和兄弟姐妹，才没有走那一步。
直到将近8年以后，我才乘着城里缺乏小学教师的机会离开了农村。那天上午，当我再次拿到城市户口以后，仿佛是获得了新生……
退休以后，为了让漂在帝都的儿子少吃点地沟油和垃圾食品，我们老两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来到京城。如今一转眼已经十几年了，但我还是一个老“北漂”、老“盲流”。
我想，假如当年不顾一切偷渡成功，八年后也能拿到当地缘卡，甚至成为有投票权的公民。
遗憾的是，人生没有假如。
20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