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06年，我担任《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同时在山西大学兼职授课，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一个新闻线索：山西大学外文系教授曹石堂先生一生经历坎坷，事迹感人，你们报纸可以报道一下。我听了觉得挺有新闻价值，立即派特稿部记者翟少颖前去采访，小翟三次上曹宅采访，撰写出一篇几万字的“新闻故事连载”稿件。我修改润色后，亲拟新闻标题，在《三晋都市报》连载10天，读者好评如潮。原稿文笔优美，情景交融，由于篇幅过长，我将这篇稿件浓缩如下，以飨读者。
青年曹石堂
侵华日军收养他长大
1929年2月18日，曹石堂出生于山西省沁县南石侯村。1岁时，父亲病故；4岁时，身染重病的母亲，以一副银锁两丈土布作聘礼，给他订下一门“娃娃亲”。7岁，母亲去世。曹石堂成了一个孤儿。开始，“老丈人”接他到县城家中照养，可他忍受不了“丈母娘”的刻薄和两个“大兄哥”的欺负，逃回自己家，在一个本家堂兄接济下艰难度日。
抗战爆发，1939年冬，一支日本铁道部队进驻沁县南石侯村，修筑太谷到潞安的铁路，中队长山本角松和他的队部就设在曹石堂家中。这是一支工程部队，部队中不少人来中国前，接受过高等教育，开过公司或已娶妻生子，种种因素令这些人对战争有着发自内心的不满和厌倦。看见小石堂没爹没娘，便留他干些帮灶、送饭、擦皮鞋之类的活儿，同时把剩饭剩菜给他吃。
不久，曹石堂随山本队驻防到石家庄。在这里，发生过两件事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第一件事，他进日语学校读书期间，山本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在日本人开办的“石门建设事务所”晒图。曹石堂跟他的同事、一个长他两三岁的中国男孩发生冲突，两人扭打在一起，对方头破血流，他自己也多处挂彩，哭着跑回山本中队。孤儿曹石堂性格中突然流露出的“武士道”精神，令山本角松大为不安，狠狠教训了他一通，再不准他去上班，学校没课时，就待在家中学习。
第二件事，一天，他在房中看书，忽然听到外面一声枪响。他悄悄爬上墙头张望，只见山本中队一名士兵趴在乒乓球台上，一动不动，周围乱作一团。事后得知，死者是大学毕业生，长期以来，对战争不满和对家乡的思念，让他抑郁不堪，于是开枪自尽了。多年以后，得知山本角松本人亦以同样方式结束生命时，曹石堂心中的感慨无以言表。
1942年，山本队从石家庄向长辛店开拔。与此同时，山本角松接令前往菲律宾。临行前，他将小石堂托付给新到的“少尉主计”加藤政三。40多岁的加藤政三早年毕业于日本名校立教大学，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接到征兵令后，他不得不将公司关闭，来到中国。看着眼前中国孤儿，他便想起自己留在东京家中的4个孩子，不禁黯然神伤。上下打量曹石堂，他轻叹一声吩咐道：“搬到我的炕上来吧。”从此，13岁的小石堂便与加藤以父子相称，正式拥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加藤太郎”。到长辛店后，加藤又将小石堂送进当地一所日本人开办的子弟小学。
1943年，加藤政三退役返回日本。很快，山本角松从菲律宾返回，小石堂又回到山本身边。此时，小石堂正读小学5年级。加藤回去后不久，给小石堂写来一封信，大意是：回来后，我看到自己的4个儿子便会想起你，非常思念。我已经和老婆商量过了，希望你能来日本和我们一起生活，你如果同意，我会通知部队给你办手续。
征得山本角松同意，小石堂由一位中尉稻次悌二陪同，四处签字盖章，办理“渡日证明”。期间，稻次悌二派人陪小石堂回了一趟沁县老家。那天，听说“失踪”4年的小石堂回来了，他的奶妈和“老丈人”匆匆赶来，“老丈人”要求小石堂留下完婚，奶妈亦哭着竭力挽留。曹石堂以“年龄尚小，读书为重”，向“老丈人”提出退婚，将其退回的两丈土布留给奶妈，含泪告辞。临走时，同行的日本士兵在曹石堂家门上钉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此人赴日留学，任何人不得损烧此房。山本队”。
阎锡山曾资助他学费
1944年，15岁的曹石堂抵达日本，和养父加藤政三团聚。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末期，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仍不愿放弃最后的挣扎。一周后，加藤再次接令，重返中国战场。这个消息对初到日本人地两生的曹石堂犹如晴天霹雳，他哭着要求同养父一道返回中国。
加藤也措手不及，自己这一去生死未卜，妻子一人养活4个儿子已经吃力，何况再多一个小石堂？他紧急联络各位亲友，希望在他前往中国期间，有人替他照顾养子。加藤有个哥哥在沼津市开一家化肥店，将曹石堂接回他家。他们夫妇只有一个两岁的儿子，负担远比弟弟家轻。曹石堂在沼津市住了一年，其间小学毕业，考入当地的商业学校（相当于中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加藤政三于当年10月从上海回国，接曹石堂到东京。曹石堂入读东京都立第一商业高等学校，每逢周日，他便和养父一起挑粪、种菜。尽管加藤一家对他很好，他仍时常为自己在养父家中白吃白住心怀不安。半年后一个偶然机会，他结识了当时的中华民国东京留日同学会主席李树本，李树本小他四五岁，听了他的身世和处境后十分同情，当即前去说服加藤，让曹石堂搬进同学会，与他同住。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日本，当地华侨青年纷纷开始为回国做准备，曹石堂对家乡的思念也日益深切。
1950年，曹石堂已中学毕业，他将麦克.阿瑟将军为偶像，填写好简历照片，委托一位回国华侨代他报名大连一所海军学院。半年后，回信说海军学院实行保送制，学员需是党员或团员，暂不招收海外华侨。
曹石堂又报考了麦克阿瑟的母校美国西点军校。西点军校回信说：因为你是中国人，需要由中国政府保送才能入校。曹石堂明白，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来信所说“中国政府”指的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1951年初夏，曹石堂参加日本华侨青年旅游团赴台。一位50来岁男子来到他们驻地，指名要见曹石堂。此人名叫姚凤岐，是沁县老乡，曾担任过阎锡山政府的督察长，他看到报纸上旅游团的合影，曹石堂名字下面写着“山西”，特意来认老乡。攀谈中，曹石堂提出想见一见阎锡山，姚凤岐答应帮他联系。
出现在曹石堂面前的阎锡山，四方脸、长寿眉，身着便服，带着黑框眼镜，说话很是和气。66岁的阎锡山已经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半隐居在台北市郊菁山草堂著书立说。曹石堂以蹩脚的汉语夹杂日语向阎讲述他报考西点军校的想法。阎锡山听罢，出乎意料地说道：“你去哪儿干什么？我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现在有什么用？我反对你去！世界上并不是每天都在打仗，还是和平的时候多嘛！你想报国是好事，咱们山西有煤有铁，你回日本学习工业、医学、经济，都一样可以报国嘛！读书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曹石堂告辞出门，又被姚凤岐喊住，告诉他：“稍等一下，阎长官要送你一点钱。”不一会儿，他拿来500元新台币交给曹石堂。
返回日本后，曹石堂思来想去，决定改考养父加藤的母校立教大学。次年，他如愿以偿考取立教大学经济系专业，给阎锡山写信告知此事。不久收到阎锡山用毛笔写来的回信，另附一年的学费15000日元。
曹石堂入读立教大学时，正值日本华侨青年掀起回国热潮，时常有人作报告，介绍新中国的情况，曹石堂听得心潮澎湃。大二没读完，他向加藤夫妇提出回国的愿望。加藤见他态度坚决，最终点头同意了。
因为曹石堂的特殊身份，他回国的消息受到日本多家媒体关注。《读卖新闻》大标题：“‘兵队太郎’后日物语”，副标题：“和日本军队朝夕相处5年，留学日本10年，长大成人的中国孤儿以感激的心情返回新中国。”一夜之间，“兵队太郎”曹石堂成了日本妇孺皆知的新闻人物。
曹石堂（中）与家人
毛泽东翻译是他前妻
1953年10月，曹石堂回到祖国，进入北京市华侨事务委员会开办的华侨学校补习两年中文。期间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越南归国华侨黎善庄。黎善庄父亲祖籍广东梅县，早年留学法国，后在越南河内经商。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末期，他携全家返回祖国。黎善庄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精通汉语、法语和越语，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进入华侨学校后，她很快成了公认的“校花”。两人恋爱后，1957年喜结良缘。
曹石堂从华侨学校毕业，分配到国家一机部技术情报研究室从事科技资料翻译工作，黎善庄考入南开大学继续深造。1959年1月，他们的小女儿出生了。
上世纪50年代末，曹石堂所在技术情报研究室拥有的主要日文资料，只有《日刊工业新闻》和《机械技术》。当时国家对进口报刊审查手续比较复杂，到达曹石堂手中的《日刊工业新闻》，常常是半年以前的，情报价值大打折扣。曹石堂十分着急，心中暗想，情报资料如此陈旧，长此下去，要到哪年哪月才能做到毛主席号召的“超英赶美”？他索性给日刊工业新闻社去了一封信，希望他们在每期报纸面世后，第一时间直接寄给他本人。作为交换，他可以向对方提供一些相关内容的中国杂志，对方同意了。从此，曹石堂便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用于资料交换的邮资，与日刊工业新闻社保持着密切往来。谁知却埋下了隐患。
1958年，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东风牌、红旗牌小轿车在北京市展览馆展出，曹石堂激动不已。他相信，如果及时将这一消息报道出去，定会让美、日等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他连夜用日文赶写了一篇文章《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现状》，投向《日刊工业新闻》，很快在头版刊发，之后又陆续被一些海外媒体转载。
1959年9月27日，曹石堂接到妻子黎善庄从南开大学来信，说她29日放假后与父女团聚。当天夜里两点多钟，沉睡的曹石堂被敲门声惊醒，他打开房门，一副冰冷的手铐戴在他手上。
他托付邻居照看8个月的小女儿，随警察进了北京草岚子监狱。审讯中，他才得知，自己犯的罪行是：给日刊工业新闻社邮寄杂志，向日本提供国内科研情报。曹石堂百般解释，自己是在给国家办好事，寄去日本的杂志，国内街头随处可以买到，并非内部资料，但所有的辩解均无济于事。
入狱整整一年后，管教人员交给曹石堂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片，上面两行娟秀的小字，正是出自他日夜思念的妻子黎善庄之手：
“我和曹石堂系自由恋爱结婚，但是他做了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成了反革命，为了划清敌我界限，现在我正式提出离婚。”
曹石堂的心在滴血，为了妻子，他在纸片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想了想，他又添上一句话：请帮忙把我的呢子大衣和闹钟变卖一下——离家时带在身上的30元钱，买了秋裤、牙膏和手纸等日用品后，已经所剩无几。几天后，黎善庄托人送来100元钱，此后再无联系。
1965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曹石堂在劳改农场观看露天电影。放映的是纪录片《1964年国庆》，银幕上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他身后，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紧接着，镜头掠过范文同，第三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是一位女翻译。曹石堂一眼认出，这位女翻译，正是与他分别6年的黎善庄！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却在天上地下。曹石堂眼前一黑，晕倒在地，醒来时已经躺在农场的医务室里。
中曾根首相赠他书法
1964年，在“备战备荒”形势下，北京市人口疏散，曹石堂被分配到离沁县老家不远的山西潞安王庄煤矿。漂泊20多年，又回到了起点。
1967年，在煤矿领导和同事热心撮合下，曹石堂跟一位平遥农妇结合。女方带着一双儿女，婚后数年，他们又有3个儿子陆续出生。由于夫妻二人在文化背景、性格修养上存在无法弥合的差距，这段诞生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婚姻，带给曹石堂的痛苦远远多于幸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曹石堂获得平反。1980年，曹石堂进了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日语教师。
1983年，曹石堂赴日探亲，飞机抵达日本成田机场，一支由当年山本中队的部分老兵、养父加藤政三的儿子和曹石堂高中、大学同学组成的欢迎队伍在机场迎接，来自日本各大媒体的记者更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在东京看望与他30年未曾谋面的养父加藤政三，养父已坐了轮椅，不能开口说话了。当年收留他的山本角松，在东北被苏联士兵打伤后，自尽身亡了。
在东京逗留的几个月，曹石堂参加了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一次在饭店，同学将他介绍给就任不久的日本首相中曾根，中曾根听了热情站起身，握手问候，又打发人取来一幅他的书法作品赠给曹石堂，上面写着“一锤打碎大道坦然”，落款“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中曾根对曹石堂解释：“你们的国家现在正在改革，我的自民党也想改革，改革就是要打碎旧的，建立新的，送你这几个字很有意义。”
曹石堂还促成了立教大学和山西大学结成友好学校，两校互换留学生和教师深造等相关事宜；又牵线日本常叶学园和山西财经大学的校际合作。
1990年，曹石堂办理了退休，只身赴北京打工。1993年，在律师的多方努力和5个子女的劝说下，他的妻子终于同意离婚，这场维持了26年的不幸婚姻就此画上句号。
1999年11月13日，70岁的曹石堂跟61岁的日本教师熊林笑子结婚。熊林笑子来中国大学教授日语，他俩是在工作中相识相爱的。曹石堂说：“她读过两所大学，对中国历史很精通，电视里的古装片都看得懂！她对我太好了，买回橘子自己先尝一下，甜的给我吃，酸的给她自己……她的外婆，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亲妹妹！”日本《读卖新闻》再次作了报道，文章标题为《“兵队太郎”古稀之年再逢春》。
曹石堂1983年赴日探亲时留在那里的二儿子已在日本成家，第二任妻子带来的继女经他辅导多年，于1992年赴日进修，如今已在日本结婚生子；由她后来带去日本的两个弟弟，一个留在那里，一个返回国内。小儿子1996年到日本后，顺利地考入了父亲当年的母校立教大学，如今是东京都消防厅长家的乘龙快婿。2002年，曹石堂应邀赴日本参加“纪念中日建交30周年演讲”。
曹石堂（左）与妻子熊林笑子（右）
尾声
2007年1月，曹石堂和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副院长容和平赴日访问，特意携带刊载曹石堂故事的两周《三晋都市报》合订本，作为礼品赠送给日本立教大学，校方表示将译作日文珍贵资料收藏。《三晋都市报》作为一张山西报业集团所属的子报，走出了国门。
《沁县孤儿跨越中日两国的传奇人生》一稿，被收录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警世录七荤八素话人生》一书；并入选《三晋都市报新闻策划宝典》一书。
由于曹石堂的经历过于敏感，此前不少媒体不敢涉及。1999年曹石堂跟日本教师熊林笑子结婚，有家报纸曾写过一篇报道，临见报时却被撤稿了。曹石堂先生对《三晋都市报》的独家报道非常满意，特将刊载的内容印制成一本小册子，分送同事和友人分享。
谨以此文，献给已逝世多年的曹石堂先生！
2023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