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更可能是在为谁效劳？这是对他盖棺论定的时候人们需要思考定论的。图为2018年11月8日基辛格抵达北京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习近平。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去世，人们在分析这样一个资深政客、精明商人、外交长才、国际关系专家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评价，褒贬不一，当然贬低之词占了上风。但一个令世人不解的谜团是，基辛格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但归根到底，他究竟是在为谁效力、为谁服务、在何处高就呢？这似乎是个扑朔迷离、很难即刻确定的事宜。有人认为他是外交界的高手，国际政治咨询的行家，也有人认为他是个伪君子，是中共的掮客和说客，是出卖了美国人民利益的阴谋家，还有人认为他阴险毒辣、冷血无情，身上有上百万生命的血债。这些说法可能都从一个个的侧面揭示了基辛格的本质，但他最根本的作为，他真正效忠和服务的对象，可能不是美国，不是美国人民，不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甚至不是以色列，更不是为了人类和平，而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理念和深层的政治利益团体。
基辛格可谓世界当代史的见证人，他为12任美国总统，从肯尼迪到拜登，担任过外交顾问；他会见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全部中共五代领导人。基辛格的助手形容他洞察力过人，但脾气暴躁，控制欲极强，他最忠实的同事也不信任他。基辛格也是心理学大师，沃尔特·艾萨克森在1992年出版的传记《基辛格》(Kissinger)中说，“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基辛格会透过操纵他们的敌对情绪，来建立联盟和阴谋关系。”
基辛格的从军、教育、学术和政府背景都非常卓越、无可挑剔。从1943年到1946年，基辛格曾在美国陆军服役。1950年，26岁的基辛格从哈佛学院政治学本科毕业，两年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再两年后于1954年在哈佛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学术界的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任教长达15年（1954-1969）。离开哈佛之后，基辛格被尼克森总统任命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成为国务卿。有两年时间，他甚至同时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两个职位，一面给总统提供策略参考，一面对其策略进行实施。离开政坛之后，他担任跨党派的美国中美洲事物委员会的主席、美国总统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摩根大通国际理事会成员、AIG保险公司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智库CSIS(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理事、外交政策协会荣誉主席、国际奥委会荣誉成员、美国运通理事会顾问，还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等。
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来说，基辛格最大的影响，是他策划和参与了美国对中共政府的承认和对台湾的抛弃。中美建交，固然有美国联手中国、共同击败前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正面意义；但中美建交更大、更深远的意义和后续的影响，是在中共千钧一发之际，在苏联的核武器可能立即消除中共政权的时刻，于存亡之际挽救了中共政权。并且，随后的美中军事、经济往来中，中共是更大的赢家，无论是从军事技术如航空技术，开放留学美国，为中国培养人才，开放美国市场，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门户大开美国市场、全面接受中国产品，到把中共从文革后的经济和社会崩溃中挽救回来，并且让中共持续富裕、壮大，美国在无知的纵容、允许、帮助中共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这都是美中建交之后，国际社会引狼入室、养虎贻患的后果。
基辛格对中共政权助力甚多，中共也投桃报李。据悉，基辛格可以长命百岁，其秘密之后有一个惊天的原因。从1971年开始，基辛格一共访问中国一百多次，据说中共为他六次更换身体器官多处。器官移植的异体排斥和更新器官，才能迫使百岁老人在身体虚弱的时候，如此频繁的作跨越太平洋的飞行。
因为他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影响力阶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过中共统治七十年间所有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并且直接参与和协助了中共的存活、稳定、崛起和壮大，所以他才被中共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实则中共的老朋友。基辛格及其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基辛格顾问公司）从来没有披露的一件事，就是他本人及其公司，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了利益冲突的原则、从他所倡导和鼓吹的对华政策中，接受了多少来自中共的金钱。1989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发生之后，基辛格一面为中共辩护，一面组建China Ventures风险投资合伙公司，与荣毅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作，合资在中国投资。据美国民主政策委员会的Scott Thomson在美国参议院听证时指出，基辛格从投资中国的公司中获得大量的酬金。
基辛格顾问公司的策略合作伙伴，包括APCO Worldwide、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Hakluyt& Company、和Covington& Burling。基辛格顾问公司的主要工作人员，包括伊拉克重建机构的负责人、前美国国务卿、前美国联储会银行行长、前美国财政部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副局长、前美国州长和驻外大使、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顾问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前北约秘书长、前沃尔沃董事长、前美国财政部长、前日本外交部长、前欧盟秘书长等等。至于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客户，则包括了美国运通、美国国际集团、摩根大通、可口可乐、菲亚特、Heinz、默克、沃尔沃、和力拓集团（Rio Tinto）。
英国广播公司（BBC）资助拍摄的纪录片《审判基辛格》指出，基辛格（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对1969年美军轰炸东埔寨、导致几十万无辜平民死亡；1973年美国插手智利政变推翻阿连德总统；和1975年印尼军队空降东帝汶首都、随之多年后东帝汶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屠杀，都负有责任。
美国《赫芬顿邮报》称基辛格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战犯，《纽约时报》称基辛格为“伪君子”。《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痛骂基辛格，说该被“活活打死”、“送上审判席”。 CNN的评论文章说基辛格是“战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说，“基辛格对人类苦难的无视最终既是道德上的失败，也是战略上的失败。国际舆论对基辛格的指责，多数集中于他的冷酷的地缘政治算计，带来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战争和政治惨剧，从柬埔寨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和安哥拉。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和手腕，给我们的世界带来的不是善良和和平，而是极端的仇恨和利益冲突。这样的人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真是我们时代的讽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指出，基辛格为自己制造了六个神话，让我们每个人都陷入其中，而基辛格的对华政策上的实际记录，并不像人们吹捧的那样，他的中国政策的成果，也并不是那么的名符其实。
曼恩认为，基辛格把自己塑造成有远见的政治家、打开中国大门的建筑大师。曼恩指出，基辛格在他秘密访华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方面，关于台湾的地方，向世界撒了谎。几十年来，有关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期间发生的事情的主要资讯来源，是基辛格自己在回忆录中的叙述。他在信中说，在他与中共总理周恩来第一次会面中，台湾“仅被简单提及”。但是，在2002年解密的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议记录中，台湾不是“几乎没有提及”，而是台湾问题占据了会议的前三分之一。更糟的是，基辛格在那次会议中做出重大让步，直到今天，这些让步一直主导和限制着美国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在基辛格去北京之前，美国的官方立场是台湾主权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基辛格向周恩承诺，美国不会支持两个中国（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也不会同意“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解决方案；最后，它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在曼恩看来，基辛格还遗漏了他对华外交失败的部分。解密的文件显示，基辛格的对华外交有些方面不成功，有些非常尴尬，因此没有被揭露。《洛杉矶时报》1995年赢得《资讯自由法》诉讼，并获得了美国情报界关于美国与中国早期谈判的秘密报告。报告表明，尼克森和基辛格希望中国帮助解决越战，但他们从未得到帮助。1972年初，他们要求北京在尼克森历史性访问期间将北越和平谈判代表黎德寿带到中国进行会谈，但中共也拒绝了这项提议。尼克森和基辛格的这些举措，显然给中共政权更大的信心，有助于他们后来对美国的强硬态度。
基辛格在美中之间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是这样运行的。他首先会自行去中国，经常是以商业的理由去的。等他见到中共领导人时，基辛格会主动告诉中共领导人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说了些什么、思考着什么、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回到美国之后，他会跑到白宫或国务院，去主动地告诉美国官员们中共的官员们在思考什么、有什么样的想法。同样的把戏他也会在莫斯科运用，扮演着美俄外交关系的重要角色。
1976年卡特当选总统、基辛格离开白宫之后，与其他前任的国务卿不同，基辛格总是试图想方设法地回到白宫。1980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基辛格甚至异想天开地设计出让里根与前总统福特成为共同总统（co-president）、然后让他重回国务院，再次担任国务卿主掌美国的外交大权这样的主意，但里根的团队当时就拒绝了他。
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的回忆录揭示，里根就任总统后，基辛格秘密给多勃雷宁提示，说“里根政府没有一致的计划来应对苏联，因为里根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老布希（George H.W. Bush）赢得1988年的大选后，就职之前，基辛格向布希团队提议，由他接手对苏联的外交事务，作为新政府向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首席特使。但新任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觉得这太过分了，没理基辛格的茬儿，否决了基辛格的建议。
曼恩指出，直到基辛格去世之前不久，他仍然在夸大他在对华外交中的作用，直到最后。最近的报导说，基辛格在促成拜登政府与中国最近一系列高层接触中发挥了作用，但并非如此。基辛格7月中访华，当时拜登已派遣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前往北京，习近平11月访美事宜也已在讨论中。基辛格在这次外交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反而起到了反作用，正如过去屡次发生的那样，中共政权利用基辛格作为让美国人感到内疚的一种方式，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美国已经偏离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当时美国的政策是让北京高兴的。
在世界许多地方，基辛格是个冷血甚至残酷的现实主义者；但在中国问题上，基辛格更多的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基辛格写给尼克森的关于中国的私人备忘录中，基辛格这样描述毛泽东：“他散发着权威和深刻的智慧。……这次主席的威严比上次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人们可以很容易想像这个人在全盛时期的力量和智慧。”这样的描述，没有现实主义的冷静判断，而是充满了对共产主义寡头的景仰和崇拜。
除了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喜爱，乐于与中共领导人共舞，接受中共的热情款待和咨询付费，基辛格的另外一个出众之处，是在国际主义和世界深层政府试图控制世界的过程中，所积极扮演的角色。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及其“大重置”的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超越现有国家和国际秩序的统治架构，在可持续发展、绿色能源、环境保护、碳中和税、第四次工业革命、疫苗和疾病控制的旗号下，减少世界人口。“大重置计划”是世界经济论坛（WEF）为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而制定的一项经济复苏计划，该项目于2020年6月正式启动。但施瓦布在2014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就宣布：“今年我们想在达沃斯做的是……就是按下重置按钮。”
“大重置”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对人类社会全面和超大规模的整体控制。“大重置”被称之为“企业社会主义”（corporate socialism），甚至“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语）。在中文语境中，另一个描述“大重置”的词汇，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共病毒和武汉瘟疫爆发之后，疫情的传播和疫苗的推广，给这些奉行社会主义理念的全球主义者们以天赐的良机，可以全面推进他们的计划，对全球所有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号施令、统一指挥、统一号令。
美国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的教授迈克尔·莱克腾沃（Michael Rectenwald）指出，“大重置”计划及其愿景，把人们带到了奥维尔的《1984》那个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少数精英操控民众的身心灵魂，个人只有服从，没有选择，只有背叛，没有信任的人被异化的恶梦当中。正如圣经《创世纪》的通天塔计划，不是天下人商定的共识，而是少数精英炮制出来的计谋，要手眼通天、自立为神。迈克尔·莱克腾沃是《美国学者杂志》的首席学术官,有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文学学士、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文学硕士和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卡内基美隆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任教。
基辛格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高参与坐上客，施瓦布（Klaus Schwab）告诉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他根本不用介绍基辛格，因为他们半个世纪前就在哈佛大学开始合作了，基辛格在四十年前就参与了论坛的发展。施瓦布1938年生于德国，1967年获得瑞士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ibourg）的经济学博士，但他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是在哈佛大学获得的，他在哈佛的导师，正是当时在哈佛任教的基辛格。基辛格和施瓦布，是师生的关系。施瓦布后来说，他的“达沃斯精神”，就是“哈佛精神”；他整个人生中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3-4个人之一，就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可以说是世界经济论坛和大重置运动及其培养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黄埔军校”最资深的高参和顾问。
基辛格没有从美国的立国原则、清教徒的虔诚和敬天悯人的角度处理国家大事，而是从犹太商人的算计和利益角度对待它国的政府和人民。基辛格可能为美国争取了许多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但让美国失去了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道义上的高地，让美国失去了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尊重和信任。基辛格从金钱、权力、和利益上维护了美国、西方、和以色列，但他同时为自己的声名、地位和个人利益扶持了邪恶的共产主义政权。所以，人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基辛格背叛了抚育他的美国的思想和道德立场，损害了美国和西方世界传统和道义上的声誉，背叛了作为犹太人其犹太教信仰与经典中的处世哲学，在中共上层与狼共舞伤害了中国社会和普通中国人民的利益，并矢志投靠、服务及扶持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中共政权和世界深层政府、这两个祸乱当今人类和世界的团伙。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