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告诉他的读者，当年他代表尼克松与毛泽东、周恩来做交易的时候，双方都非常清楚，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豪赌，因为美中两国不仅存在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更有东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谁也不可能知道，美中联手能走多远，未来的风险和冲突会有多大。既然如此，为什么双方都同样决绝地走出这一步呢？除了政治得失的算计，我以为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也有一种对两大文明未来的期许这个积极因素。后来的发展证明，美中合作确实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但如此巨大的能量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带来毁灭人类的危险。基辛格的晚年见证了这个逻辑，因此，他把帮助当代人理解和化解这种危险，当作自己最后的责任。
过去三十年，美中两国的知识人，也见证了两大文明冲突的风险是如何具体展开的。一个共同的认知挑战，就是如何理解美中冲突的深层机理，而不至于被文化宿命和进步主义的决定论所绑架。就我个人而言，最没有想到的，就是中国亿万农民居然能如此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有相当的偶然性，但也正因为这个发展，中国改革前的“单位社会”，被完全地“原子化”了。现在中国人口的“流动自由”，是当年完全无法想像的。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以为这种“流动自由”与专制政治无法兼容，但事实却证明，在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持下，人口的“自由流动”并不能支持有组织的反抗政治，因为没有结社和宗教自由，社会已经没有自治能力，而只能系统性地依赖国家和官僚机器来维持所有的基本秩序。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样人口“自由流动”的专制社会，与发达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是什么关系？我相信许多人都观察到了，中国这种巨型的、人口自由流动的专制社会，对发达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带来了多重的挑战，这恐怕是索罗斯当年也想不到的。
首先是开放社会对中国专制社会的经济依赖，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习近平和不少人所谓“东升西降”的判断。其次，由于越来越多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向发达民主国家移民，对当地的民主政治以及两国的地缘政治游戏，都带来了不利于开放社会的影响。民主国家也感受到这个威胁。
试想一下，如果上千万中国大陆人移民美国和发达民主国家，而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其实并不接受开放社会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而是坚持做所谓“爱国华侨”，将会给开放社会的内部政治和对华外交带来何种影响？这其实也是一些人判断“美中必有一战”的经验基础。
对中国来说，太多富人和专业人才移民开放社会，可能不利中国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问题是，这趋势能挡住吗？如不能，中国就会陷入今日香港和俄罗斯那样的困境。不过，本次台湾的大选似乎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某种启示，赖清德、柯文哲乃至已经弃选的郭台铭，选择的竞选伙伴不仅都是女性，而且都遭到了所谓“国籍问题”的质疑。这让我不禁想到，未来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绝对少不了大量“海归”甚至是海归二代的参与。如果那时基辛格还没有被完全遗忘，史家对他半生为美中关系奔走的评价，应该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苛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