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信评机构穆迪（Moody's）日前将中国债务评级展望从“稳定”（stable）下调至“负面”（negative），警告中国房地产危机管控需要高昂成本，中期经济势将趋缓，并指中国政府恐难避免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更多财政支持。
穆迪虽然把中国债务评级展望降至负面，但是中国长期本币与外币债务发行评等（issuer ratings）仍然维持在A1，因认为中国仍有吸收经济冲击之能力，此外穆迪展望中国经济成长将在2024年和2025年放缓至4%，2026年至2030年平均3.8%。
穆迪：中国中期经济成长趋缓
穆迪指出，许多证据表明中共当局将被迫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提供财政支持，然而这也对中国经济构成广泛风险，中期经济成长不乐观，尤其房地产行业萎缩的风险持续增加。
穆迪与惠誉（Fitch Ratings）、标普（S&P Global Ratings）并称全球三大主要信用评等机构，这些大型信用评等机构的评等与报告对于全球投资决策具有重要指标意义，备受投资人、产官学研组织，甚至各国政府关注。穆迪的评级由最高的Aaa级到最低的C级，分为21个等级。目前中国信评等级为A1级，约为中上级。
相较于穆迪，惠誉和标普今年至今确认中国长期债务评级为A+（约当穆迪的A1），展望“稳定”。然而惠誉全球负责人麦科马克（James McCormack）今年8月也曾向《彭博社》（Bloomberg）表示，顾及中国债务杠杆率偏高等因素，可能重新考虑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顿时震撼市场舆论。
《澳洲广播公司》（ABC）指出，穆迪这次报告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调整中国评级展望，当年中国的债务水准正在上升，穆迪将中国的债务评等从Aa3下调至A1，但将评等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根据过往经验，在评级展望降为负面之后的18个月内，约有三分之一的被评级者评等会被降级。
中国财政部表示对穆迪的报告“感到失望”，宣称中国经济必将反弹，房地产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可控，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减弱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不必担忧。
然而《澳洲广播公司》引述许多分析师认为，中国今年经济成长虽有望达到原定5%的目标，但此目标是对比2022年新冠疫情后期疲软经济“低基期”为基础的，况且目前中国经济极不稳定，例如住房危机、消费不振、地方债问题、全球成长放缓、地缘政治紧张，皆令中国经济反弹乏力。中国财政部的说法欠缺说服力。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达92兆人民币（约合12.6兆美元），约占中国GDP的76%，远高于2019年的62.2%；知名投银高盛（Goldman Sachs）则指出中国资本外流加剧，今年9月高达750亿美元，是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单月外流金额。
地方债、资本撤离潮加速恶化
地方债方面，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前引述中国公开发债数据，指出今年前11个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总计约人民币9.14兆元（约合台币39.3兆），远超过2022年全年约7.4兆元总额，其中再融资债券规模约4.59兆元（年增约82%），意即过半新债用于偿还旧债，以避免债务违约。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第四季（10月份以来）贵州、天津、云南、湖南、内蒙、辽宁、吉林、重庆、广西、安徽等20多个省市，累计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超过1.3兆元，而去年整年地方发行此特殊债的规模只有约2千亿元人民币。
《美国之音》12月6日指出，今年北京当局曾经为遏制地方过度发债决定对12个债务风险最高的省区进行审查管控，规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成长幅度不能超过该省区企业贷款平均成长率，然而在经济恶化压力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得不在10月底批准增发一兆人民币的国债，以减缓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中国地方债务之严峻可见一斑。
此外，近年地缘政治局势丕变以及中国经济下行以来，大量资本外流向来是中共当局极为头痛的问题，如今加速恶化。《华尔街日报》12月1日报导，自从今年8月，至今已有约240亿美元（约合7550亿元台币）外资自中国上海A股或深圳A股撤离，这是沪深港通自2014年创立以来（有纪录以来）“金额最大且持续最久的外资撤离潮”，显示“投资中国从未如此危险”。
地方债务严峻与大量资本外流只是中国经济恶化盘根错节的两端，其他诸如房企弊端房市萎缩、就业市场急冻、消费者信心丧失、疫后经济萎靡不振、制造业和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下跌⋯⋯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早已陷入恶性循环，穆迪此刻下调中国债务评级展望，恐非“雪上加霜”，而是务实地为历史留下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