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面临的潜在金融危机其实是改革以来的第二次，而第一次发生在1996年。在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说，中共为了政治稳定，试图稳定国有经济，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提出了“安定团结贷款”方针，即为了稳定城市的国有企业，要无条件地为国有企业提供它需要的银行贷款。然而，国有部门的效率却持续下降，当金融资源里国有部门占用份额占八成时，这个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四成多。这代表着国有部门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国民经济资源，同时国有部门负债累累，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向银行“打白条”，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
在中共的这种经济政策之下，当时金融系统进入了危机状态，四大银行贷款的两成已成坏账，若加上逾期呆滞贷款，贷款总额的七成实际上已沦为无法归还的烂账。
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10到15倍，而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面对这种危险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采取了激进的国企全面私有化方针。
朱镕基1997下半年开始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都作为“包袱”甩掉，迫使几千万“全民所有制”职工低补偿或无补偿下岗，借此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
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替罪羊”。朱镕基鼓励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使用非法手段，摇身一变而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
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当局在国内对私有化真相掩耳盗铃，不许国内媒体报道私有化的结果，也禁止国内学者研究这个专题。
此后中共迎来了外资涌入的高潮，外企帮助中国的银行把坏账打包处理，度过了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同时，借助大规模出口和“世界工厂”的形成，中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