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图为当年的一幅相关宣传海报。
55年前的今天，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紧接着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中城市的400多万中学生（包括高中、初中66届、67届和68届，即老三届）一锅端，几乎都被送下农村。我在文革前就读于成都十九中，是高中66届，正赶上上山下乡这一波，从69年3月到73年10月，当了差不多5年的农民。
现在我们都知道，所谓现代化，就是城市化。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大现象就是大量的农民进城当了工人。然而在文革，事情却是反过来的，那时是大量的城市人上山下乡当农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也就是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毛时代——尤其是文革——的反现代化，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55年，毛泽东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同样是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50年代和文革还是很不一样的。
50年代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主要是指回乡知青，也就是本来就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那时候当局树立的知青榜样，如邢燕子、董加耕，都是回乡知青。物以希为贵。像邢燕子、董加耕这样的农村青年，在学得知识后自愿留在农村当农民，因此受到当局大力表彰，这正说明在当时这么做的农村青年还是很少的，这正说明在当时多数农村青年在学得知识后，有条件有机会的还是进了城市当了工人。另外，在50年代，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主要是着眼于知识分子可以发挥有知识的长处，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一样。文革期间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主要是指原来在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另外它主要着眼的也不是知识青年发挥有知识的长处推动农村发展，而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后来的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当年，就毛泽东的一句话，几百万城市里的中学生就都上山下乡当了农民？
我一位同班同学，说来还是黑五类出身，早早就成了逍遥派，伟大领袖发号召上山下乡，她就是不响应，任你工宣队、军宣队和街道革委会百般动员，就是赖在家里不走。两年后附近小学缺老师，让她当了代课老师。这时候，那些下了乡的同学纷纷吃后悔药，千方百计想回城，于是对这位同学很感佩服：怎么你当时就敢不下去？她说：我不下又怎么样？他们总不致于把我捆起来押送下去吧。
说来也是。整个知青下乡运动，从理论上讲，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那为什么在当时绝大多数知青都下去了呢？难道他们都是完全出于自愿吗？当然不是。我以为至少有两条原因。
其一，在当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体制（当时叫组织）之内，我们的一切都是被体制安排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被体制分配的。离开体制，或者说被体制抛弃，我们虽然不至于生路断绝，但至少也是很渺茫、很没着落的。
另一条原因就是“革命”那套话语或曰意识形态的巨大统摄力。在那时，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例如我自己，虽然已经对周围的现实、对伟大领袖、对文革，乃至对体制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但是还没有挣脱革命那套话语的统摄。因此，面对“与工农相结合”这套革命大道理和非此即彼的抉择，我们也选择了认同，尽管暗含着诸多疑虑。
知青生涯对我们这代人是刻骨铭心的。我们这代人也写下了大量的回忆与反思的文字。但其中有两点最不容易被别人理解。其一是知青之苦。知青最大的苦还不是劳作的艰辛与生活的贫困，知青最大的苦是对前途的渺茫。这种苦是很难写出来的。其二，毛时代，尤其是文革，在历史上太独特、太不正常，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态，很不容易被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包括外国人，包括我们的后代——所理解。知青生涯就是典型一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