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即将到来的2024将是历史性的一年。包括中国在内，几大文明的政治危机都发展到了新旧秩序交替的临界点，整个西方民主阵营提出的是美国问题，即特朗普会不会再次当选总统，或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会不会启动一场政治革命？欧洲文明提出的是俄国问题，即普京会不会因发动侵乌战争失利而把俄国带入一场新的浩劫、启动欧洲重塑新秩序？东亚文明提出的则是中国问题，即习近平将如何面对自己的治理失败，而中国人将如何面对习的失败，尤其是如何面对经济灾难？无论这些问题在2024如何展开，都将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带来重大和深远影响。我的判断是，世界新秩序的中国问题，变数最大，即其正面或负面的后果之全球影响力，都可能超过美国和俄国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权重前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秩序的结构脆弱性和可塑性，都远远超过美国和俄国。中国既有最危险的动乱可能，也有最大的秩序重建机会，从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新秩序。
理解这一判断的关键问题，是经历了百年激荡的当代中国，在习近平执政十年之后，究竟给当下的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蕴含着什么样的危险和机会？这是中国应对当下秩序危机无法回避的认知难题。之所以难，因为这些变化不仅超越了国人的想像，也超越了西方人的想像。结果是，无论主张“克己复礼”，还是“全盘西化”，都无法找到与当下经验契合的“本本”，更不用说找到能说服自己和他人的应对之策了。
苏俄主导的“国共合作”，虽然把当代中国引上了“党天下”的建国之路，但中国的帝制文化一直有变“党天下”为“家天下”的冲动。蒋和毛都没有搞成“家天下”，但谁也没有想到，习近平竟敢有“非分之想”。当下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十年治理失败是否断了中国从“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的可能？我的观察是，多数中国人相信如此或希望如此。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定于一尊”却又变不成“家天下”的“党天下”，有没有和平转型的机会？我认为习的一人专权，令“党国”的官僚机器彻底“奴才化”，加上三十年来中国城乡社会被经济全球化彻底“原子化”，“党天下”转型为“家天下”已经非常之难。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是因为，现代科技虽然治不了官僚腐败的通病，但奴才化的官僚体系与现代科技依赖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失去了专业化的官僚支持，“家天下”完全搞不定现代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目前我们都在见证中国经济和社会不可阻挡的解体趋势。
那么，社会原子化为什么无助于习近平变“党天下”为“家天下”呢？表面看，社会原子化不利于传统的“陈胜、吴广”机制，但这种社会的脆弱性，在此次中国防疫的“封城”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当遭遇大规模灾难冲击时，任何社会互助和自救都被 中共当局视为威胁，为此，“维稳”的唯一选择，就是启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大白”机制。而正是这种无法无天的“大白”机制，终于让中国人对未来，包括经济也包括社会，完全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