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党终于宣告解散了，消息传来，心情未免沉重，但事已至此，无须强求，不如顺其自然，以待来日。
在我心目中，公民党是香港质责最高的一个党，这与他们的组织成分有关，以法律界与其他专业界别人士为主体的党，汇聚了一批香港社会精英。他们不但对时代与历史有高度认识，个人修养好，政治意识强，既刚强如石，又灵动如水，他们最足以代表这个时代香港人所有的政治诉求与文化理想，代表我们的思想水平。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主运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奋斗，三起三落，高低潮交替，东欧各国转型无不如此，台湾的民主经验也证实这一点。总是要等时代到了某种契机，人民的政治要求足够强烈，才会有一群政治领袖顺应民意拔地而起，带领广大民众去达成改天换地的目标。
因此，今日公民党解散，以至之前所有香港民主派政党的归于沉寂，都不是宣告香港民主运动的终结，而是这个运动到了一个拐点，旧的形式结束了，新的形式诞生，而香港民主自由那个终极目标，始终还在远方。
公民党解散了，公民党将不再存在，即使日后同样一批人再因应时势重新集结，那时再出现的党，也不会是今日的公民党了，那是另外一个新的政治团体，适应当其时新的时势。
至此，香港只剩下民主党苦撑，国安法之下，特区政府跪拜中共的全面管治，民主党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连最基本的对政府的监督，过问地区民生事务，也轮不到他们置喙了。
公民党解散后，党友散落民间，那未必是一件坏事，大家各自珍重，经营自己的家庭生活与个人事业，活得更自在，也有更多心力多读书多思考，为未来储备更多政治资源。
此后我们需要的，第一是等待。等什么？等时局变化。光复香港必须以世界与中国巨变为条件，当下东西对抗更尖锐，中共内外危机在深化，可以肯定，一场世纪级别的大变正在酝酿中。香港处在世纪风暴的风口，只有外界的客观条件有利于我们的时候，才是香港人重新集结起事的时候——太早是冒险，太迟会失机。
其次，我们还需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当运动陷入低潮，人难免失志颓丧，客观形势恶劣，党友星散，人气难聚，那时支撑我们的，就只剩下对于未来的信念。如果我们相信人性之善，相信普世价值为人类终极追求，那我们就应坚信中共黑社会式的独裁统治是绝对不会长久的。不管日子有多艰难，前途有多渺茫，只要心底一点信念在，就足以让我们对香港的未来保持正面乐观的想像，有那点想像在，我们就能等下去。
再次，我们还需要对以往的运动作必要的反省，二十多年来的抗争，成败得失如何，哪些值得发扬光大，哪些应该扬弃和纠正。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件事是有深刻教训的，一是民主党背弃其他民主派，独自到中联办与中共谈判，那是中了中共的“二桃杀三士”之计，导致民主派互生出龉，中共占了主动。
其次，占中运动中的“拆大台”也是不足取的，这又衍生出反送中运动中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种反中心化的分散主义倾向，对长远的政治运动是很不利的。
所有的政治运动都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有幸的话，也应该有广孚众望的政治领袖，波兰团结工会有瓦文萨，捷克天鹅绒革命有哈维尔，台湾民主运动先后产生一批政治精英。这些政治理想坚定，富于组织能力与政治谋略的时代英雄，有能力团结广大民众，将斗争更有利有节﹑有始有终地进行到底，一场一盘散沙的政治运动不容易有成果，也不容易有韧性。反送中运动后期出现疲态，再被政府的肺炎限聚令冲击一下，整个运动沉寂得异常快，而且相当彻底，这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有关的。
最后，我们还应该对未来的抗争有更多的心理建设与思想准备，如何设计新的组织形式，制定民主进程的蓝图，清理历年港共留下来的政治垃圾。中共垮台之后，大陆将有相当长时间的内乱，香港如何自处，如何因应时局变化确认自己的路向与策略，在在需要思考。公民党成员散入民间，有利于他们倾听香港人的心声，凝聚共识，未雨绸缪。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名字：关信基﹑余若薇﹑梁家杰﹑张超雄﹑吴霭仪﹑毛孟静﹑杨岳桥﹑郭荣铿﹑陈叔庄，排名不分先后，更多不能尽录。他们之中，有的正默默坚守，有的流亡在外，有的还在囹圄之中，他们都是香港的宝贵资产，是我们最亲厚的手足。
鲁迅诗曰：“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以此为公民党诸君子送行，并与香港人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