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在纽约街头流浪了16年的“留美博士”孙卫东终于被人发现。有关他的视频在网上传开后，立即引发了全民关注。
孙博士的遭遇让我想到了我曾经的一位同事，她很可能就是孙博士的同学：她也是复旦大学少年班毕业，学的也是物理。
她之所以成为我的同事，是因为她毕业分配进无锡一家国企活得不如意，中学母校领导听说后将“召回”做教师。
她跟我同事的那几年，先教物理后教数学。据她所在学科组的老师讲，她讲课节奏很快，哗啦啦板书一黑板，在许多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把黑板檫掉讲下一道题。后来，她离开了母校，听说去了一家培训机构教英语。现在如何，不得而知。
我每次在谈到所谓的“天才”学生时，总要说到韦东奕。——我知道，在很多人的眼里，韦东奕是个可以为国争光的英雄，有关他的故事被人当作佳话来传颂；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所谓科学家是否就应该像韦东奕那个样子。
韦东奕图源网络
恕我庸人自扰，如果韦东奕是我的孩子，我不但骄傲不起来，而且会整日犯愁。他的吃喝，他的穿着，还有他那异乎寻常的眼神，都会让我担心——如果我是他父亲的话。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孩子享受不到了或享受不了常人的幸福，所谓的超常就是失常，就是病态。
年前，一位全国知名校长在国家教育宏观政策论坛上的演讲引发全网热议。演讲中的下面两句话我听来特别有感觉——
当下，有一件事应引起高度关注：新一轮以拔尖创新人才为旗号而引发的生源竞争与掐尖大战大面积回潮。然而，历史经验不止一次的证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培养杰出人才是存在巨大问题的。
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位校长的观点，没过几天，孙博士流浪纽约街头的事就在网上曝光了出来。
我想，无论是站在国家还是家庭的立场，在“留美博士”孙卫东的遭遇面前，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反思这几十年的所谓“拔尖”教育了。
笔者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现重发如下。
让聪明的孩子“知道生命的乐趣”
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终年与全球最聪明的学生打交道，如何对待“尖子学生”，他的经历和经验对我们应该是一个启发。
2013年6月10日，丘教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演讲，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说：“中国家长都望子成龙，却常常没有顾及孩子成长时，除了学业和道德的教诲外，还需要有良好的伴侣，并得到年轻人应有的乐趣。”接着，丘教授讲了这样一个令他痛心的故事：
丘教授曾收过一个才20岁的年轻博士后。如果单看读书考试，这位博士后堪称天才：他12岁中学毕业后就到加州理工大学读书，三年后完成学业，便到康奈尔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这无疑是一个让中国家长羡慕的“赢在起跑线上”的年轻人。
“但是有一天，我在中国访问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在家里不停地尖叫，被警察捉到精神病院去了。”丘教授去医院探看他时，他妹妹对丘教授说，哥哥“学业进步太快，没有任何朋友，连父母都没有办法跟他交流”。过了两年，这位学生“竟然自杀了”。
丘教授为此惋惜不已，他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恳切地“奉劝家长们，在教导小孩时，不宜操之过急；让孩子们多交一些益友，让他们知道生命的乐趣”。
其实，不只是家长，我们每一个搞教育的或跟教育有关的人，都应该让孩子、尤其是那些天资聪慧的孩子“知道生命的乐趣”。当务之急，便是让这些孩子走出大人们刻意营造的封闭孤独的成长环境。
可是，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为了吸引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当下中国近乎所有的高中（甚至义务阶段的学校）都设立了奥赛班、特色班、英才班等名号越来越吓人的尖子班，对这些孩子进行封闭培养。与此相应和的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进尖子班，因为孩子进尖子班除了自己脸上有光，更重要的是，进尖子班意味着更好的教学资源和更严格的训练，以及更高的应试成绩。然而，家长们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点——进尖子班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孤独的成长。
我从事教育工作近40年，在不同的学校教过普通班也教过尖子班。两相比较，一个明显感觉是尖子班孩子的幸福指数比普通班孩子低，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一群“被宠坏了的苦孩子”。
家长且不说，学校是怎样宠这些孩子的，单看招生时的承诺，以及把这些招进来后在人力物力投入上的倾斜就知道了。但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并不是无私和无条件地宠这些孩子，他们所图的是分数，是赤裸裸的功利回报。
为了索取这一有关面子、荣誉的回报，家长和学校联手，中学和大学合谋，想尽一切办法掠夺性的开采这些孩子身上的宝贵资源。本来智力超常的学生完全不必像今天这样辛苦地学习，他们学有余力，如果师长们能把他们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之外的时间还给他们，让他们自主地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他们的生命状态就不会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压抑。可实际情况是，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他们的生命早已被格式化。
熟悉高中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智力超常比智力正常的孩子学习更辛苦，生活更枯燥单一。他们除了要应付正常的学业考试外，还要忙于参加各学科的竞赛。要竞赛就要参加培训：平时加班加点，接受本校老师的辅导；寒暑假还要到有关大学进行有组织的封闭集训。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社会，跟父母亲友团聚的时间也少得可怜，除了刷题、考试、竞赛，他们高中三年的生活近乎是空白——他们就这样在孤独中走过生命中的花季雨季。
然而，有些人却把这种强化到极致的所谓“超常教育”称之为因材施教，并以孩子夺得多少奖牌，考取怎样的名校作宣传的资本，来吸引更为“超常”的孩子入其彀中。但我一直怀疑，那些自称很擅长搞“超常教育”的人其实并不懂超常之“材”，所谓“因材施教”也是南辕北辙，其结果便是资先生中/筠批评自己母校清华那样的“得（抢）天下英才而摧毁之”。
后来看到北大汪丁丁教授撰写的《儿童教育政治学——关于天才》的一文，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怀疑。
汪教授在文中提出了早慧孩子常有下列表征：1.俗语所称“不合群”，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描写，有点像自闭症；2.原创性，在任何方面，或仅限于某些方面；3.智商测验通常高于140，或180，虽然，这一测验至今只适合西方文化；4.多少有几分疯狂，这是罗马智者塞内卡的描写，“没有一位天才是不沾点疯狂的”；5.创造的激情，常因此而违反幼儿园或小学老师严厉监督下的行为规范。
在文章的结尾，汪教授一点也不婉约的提醒我们：“我请家长们回顾自己的孩子，是否因为表现出这些特征而遭到打击？这就是家庭政治和学校政治，肮脏的那种。又是否孩子并无此类早慧儿童特征而家长非要孩子成为早慧儿童？这也是家庭政治和学校政治，也是肮脏的那种。”
丘成桐教授所提供的实例和汪丁丁教授所阐述的理论，都说明聪明的孩子更容易孤独，更需要关爱。因此，作为师长的我们，对聪明的孩子就不能故意忽略或刻意回避他们心智发育不平衡的事实，不能只扬其“长”而不补其“短”，不能只问他们飞得高不高，而不问他们飞得累不累。
不管出于怎么目的，也不管有怎么不得已的理由，我们内心里都应该明白，把聪明的孩子集中在一起进行封闭训练，既不科学，也不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