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半年，收藏界的一位朋友从嘉德拍卖公司买到胡适致王世杰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48年1月23日，信中说：“前几天看了鲠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觉奇怪，故写了一封信，现由独立时论社发给五十多家报馆发表……”
我注意到，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有“写信给周鲠生、王雪艇（王世杰字雪艇）”的记载，但是在已经出版的胡适资料中，却找不到这封信的踪影，因此这可能是一封从未面世迭信。信中所说的鲠生兄，就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胡适之所以把这件事告诉王世杰，可能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王世杰是外交部长，而周鲠生的文章与胡适公开信，都是谈国际问题的；第二，王世杰曾是《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后来又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与胡、周二人关系密切，因此对“胡、周之争”能够做出应有的判断。胡适在这封信中还说：“此文是为一般读者写的，不是对鲠生说的。”可见胡适认为这封公开信关系重大，需要让全体国民知道。
既然如此，那么这次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点，还需要从头说起。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并列为世界四大强国，并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种局面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等原因，国际社会又迅速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于是如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1948年年初，周鲠生发表《历史要重演吗？》的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该文指出：最近西方民主国家与德国、日本签订和约，“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两国的复兴”，而在于扶持和利用“这两个强敌以抵制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文章还说，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做法将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德政策的覆辙”，并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里所谓“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指的就是苏联。周鲠生认为，德国和日本仍然是潜在的危险，如果不严加防范，严厉制裁，就很可能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
胡适不仅不同意上述看法，而且对这位老朋友的观点感到惊讶。为此，他在公开信中对周鲠生说：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怀着很大的热望，并曾经用“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20多年的外交政策。自从1939年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以后，我虽然对苏俄产生怀疑，但还是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它。1941年美国政治学会举行年会，我甚至在会上表示：“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然而自从雅尔塔秘密协定被披露以后，我就“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了。
雅尔塔秘密协定是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签订的一个秘密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来换取苏联对日本宣战。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长期占据我国的旅顺、大连，并将蒙古和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就是该条约造成的恶果，因此胡适才有这样的感受。
2月6日，周鲠生在回信中补充了八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由于五、六十年来历史的教训，深感德、日已是本性难移的好战的侵略民族”；第二，苏联虽然是今日世界上最可怕的势力，但它却不像德国日本那样好战，民主国家应付苏联的威胁和侵略，可以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另外，他还说为了避免战争在中苏之间爆发，“不可以在国内造成紧张的反苏空气。”
胡适的公开信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中央副刊》于2月下旬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来自北平、武汉和南京的11位学者，其中有两人支持周鲠生，有7人支持胡适，有两人采取折衷的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他们国家大事上可以直抒胸臆的环境，实在让人感动。
王世杰收到胡适的信件之后，曾在日记中预言：“适之自此将开始其‘反苏’之论战。”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两年后，胡适用英文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史达林（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文章开头写道：“在本文里面，我打算研讨在中国所能看得出的史达林征服世界的雄图——从试验阶段，修改阶段，经过许多成功和失败，一直到长期失败后而获得胜利的地步。”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后来由著名作家聂华苓译成中文，最后由胡适纪念馆于1967年出版了中英文对照本。毛子水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胡适之先生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国‘外交季刊’所发表的‘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以忧时忧国的心情，写阴谋诡计的事实。……他于四十年一月对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的访问，尤能利用自己的声望替国家说话。这些文字和议论，都可做学人报国的模范。”
不仅如此，胡适的一封迭信和一场争论，还为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难得的启示。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