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一辆监狱车将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送到香港西九龙法院。（2024年1月2日）
香港—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案，1月17日起传召首位从犯证人、壹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剑虹作供。张剑虹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编采指示，以及与美国高层官员接触的经历。外界相信，张剑虹和其他《苹果》高层的证词将对黎智英案的裁决起到关键作用。不过，此举在法理、道德上触发争议。
黎智英三项控罪当中，两项均涉及张剑虹，包括一项串谋刊印煽动刊物，以及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张剑虹两年前认罪后，被控方列为从犯证人。
连日来，张剑虹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于反送中运动等社会事件的态度。
张剑虹：雨伞运动后《苹果日报》朝反中央方向经营
张剑虹说，黎智英在2014年年中开始积极参与编采政策，透过《苹果日报》叫人争取民主、上街抗争，其后也积极投入“雨伞运动”，从那时开始，《苹果》好像成为反中央、反政府报纸，而管理层一直按照黎智英这个方向经营。
至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有没有影响《苹果》的编采政策，张剑虹引述黎智英的话说，逃犯条例侵犯香港人民主自由和人权，认为北京透过条例将不听话的香港人及眼中钉送返中国大陆。
在国际层面，黎智英要求透过《苹果》寻求西方民主国家关注，提供援助及出手对抗中央，并制裁官员，使他们不敢乱来。
2019年7月，黎智英致电张剑虹，提及早前会见时任美国国务卿彭佩奥，“请美国支援香港反送中运动”，黎智英要求跟进此事，以及把它“做大”。自此之后，《苹果》的编采政策越来越激烈、偏激。
张剑虹又说，2020年5月中，黎智英觉得有需要成立《苹果日报》英文版，如果支持香港的外国读者订阅会对《苹果》有很大帮助，可成为《苹果》与美国政治之间的杠杆，做到“走向美国”。
2022年11月，苹果日报六名高层，包括张剑虹及五名编采人员陈沛敏、罗伟光、林文宗、冯伟光及杨清奇，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除了张剑虹，部分被告稍后也会在黎智英案以“从犯证人”身份作供。
《港版国安法》嫌疑人可因认罪获减刑
香港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在香港，刑事案的被告转为证人十分常见。
萧志文说：“若他当时不给口供，不录取‘无损权益供词’（Non-Prejudicial Statement,简称NPS，即作供人士纵使披露不利己的口供，执法机构日后也不能以该口供向特赦证人提出检控）的话，控方是不会依赖他的。若有了这份供词为基础的话，控方相信证人会按照供词去指证被告，这样才会传召他出任证人。若他能协助控方或法院把被告定罪，可能会有量刑折扣。也就是说，他可望获得较轻的判刑。若有助于减刑的话，（一般而言）证人会讲一些控方想要得到的证词。”
萧志文解释，香港的法制容许被告因认罪获得减刑，《港版国安法》嫌疑人也不例外。
萧志文说：“一般而言，在认罪的情况下，被告会获得扣减三分之一刑期，若他出任控方证人，扣减的刑期会更多，甚至可能高达一半以上。至于减到什么程度就取决于控方和法院。若控方觉得，如果没有证人的证词就无法把被告入罪的话，有机会扣减六成刑期或更多。若证人现在还是‘从犯’身份的话，意味着他仍有一些控罪在身。至于证人是否被减少控罪，我们无法知道。另一可能是，控方会确认他在另一些案件提供了协助。有关协议一般只是口头协议，不是白纸黑字的。”
作为黎智英在《苹果日报》的左右手，如今张剑虹在庭上以证人身份指证黎智英，会否违反公义呢？
萧志文说：“在道德层面上，我们是否该把控方证人视为背信弃义呢？我认为不可以这样考虑。被传召的证人在宣誓后作供，法院只会考虑他的供词可信与否。若控方发现他突然改变立场，在庭上的说法与之前的供词有出入的话。法院会把他列为‘敌对证人’，控方可以拿着‘无损权益供词’去盘问他。除非有证据或资料显示，证人疑似被迫或非自愿去作证，否则在自愿和宣誓作供的情况下，法院都会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壹传媒前董事：《苹果》前高层指证黎智英乃莫大悲哀
壹传媒前董事祈福德(Mark Clifford)1月17日在社交媒体X平台发布声明，对张剑虹作为证人在审判中控告黎智英，“他感受到的不是愤怒，而是莫大悲哀。”
祈福德指出，张剑虹和其他五位同事几乎被扣押了三年，认罪后仍然被关押并被拒保释，被当局用来在对付黎智英的持续政治审判中任配角。很难想像如果置身于张剑虹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种压力下，会有何反应。
一名基于隐私理由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对于祈福德的说法表示认同。
法律界人士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形容，是莫大的悲哀，是新闻界莫大的悲哀，社会公义上莫大的悲哀，因为新闻工作本来就是守护社会公义，可是现在法律、司法的程序成为损害社会公义的工具。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整个体制来说是一个崩坏的过程。”
法律界人士期望，外界不要以负面的态度看待张剑虹和其他《苹果》高层。
法律界人士说：“公众可以起码做到的一点就是理解与同情，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案件里面的被告以及证人究竟在经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所考虑的原因是什么，而且从被告转成证人的过程，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不是公开透明的，所以在所有的内容（内情）都被公开之前，我们应保持理解、同情的态度去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