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戴维‧麦克林（R. David McLean）博士是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麦克唐纳商学院（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的William G. Droms金融学讲席教授，也是金融学系的系主任。他发表过许多有关市场效率、股票回报可预测性以及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资之间相互作用等主题的文章。他最新的一本书：《股东资本主义——逐利何以让所有人收益》（Shareholder Capitalism-How the Pursuit of Profit Benefit All），2023年由美国华盛顿DC的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表。这是一本让人读起来饶有兴趣的书，其中讨论的话题对美国社会、美国企业、中国经济、中国商业、世界大重置阵营的图谋，都颇具现实的意义。
全书分为导言、主题三个部分（三篇）、全部的18个章节，加上一个结语。三篇的主题分别为“宏伟计划下的股东资本主义”“常见的谬论”和“近观企业社会责任”。
在第一篇“宏伟计划下的股东资本主义”的七个章节中，麦克林教授论及什么是盈利、股东价值及股东盈利、社会如何使用紧缺资源、增长和创新中利润的作用、股东和对创新的资助、创造性的破坏，及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的教训。
在第二篇“常见的谬论”的六个章节中，麦克林教授谈及关于股东的谬论、股东（shareholder）资本主义与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资本主义、关于短期行为的谬论、股东是否只关注短期行为、投资好派红利坏的谬论，及购买股票是否会膨胀股价等等。
在第三篇“近观企业社会责任”的五个章节中，麦克林教授谈及企业的治理、贴标签不能改变现实、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企业政治活动、企业社会责任会修补政府政策的缺陷吗，和可持续发展的前世今生等等。
麦克林教授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引用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名言：“没有人看见过一条狗与另一条狗使用了公平和深思熟虑的方式用一块骨头交换另一块骨头。也没有任何人看见过一只动物通过身体姿势和吼叫来向另一只动物发出讯号，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我的跟你的进行交换。”
麦克林教授在阐述人类的交换活动和贸易的重要性时，引用了非洲土人早在32万年前就用黑色的火山玻璃（做斧头和刀刃）与其他人交换黑色染料（称为上古蜡笔）。另一个例子是，欧洲四万年前曾经生活过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他们在智人（Homo sapiens）出现之前，已经在欧洲大陆生活了20万年。在智人出现一万年之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就消失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据信比现代人要更强壮、更适合欧洲的恶劣冬季天气，但人类存活了下来，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却没有。为什么呢？麦克林教授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认为是因为我们人类知道贸易和交换，而尼安德特人从来不进行交换。当然，如果麦克林教授有机会了解到，关于人类的变迁，已经有了更多的认识，比如人类文明可能是以五千年为一茬，地球的历史是一亿年为一茬，而人类历史上已经多次经过文明的诞生、文明的成长、文明的堕落和文明的毁灭的过程，而不同期次的文明留下来的遗迹，可能互相混合和干扰，扰乱了我们的新知，就更好了。
贸易和交换为什么会帮助人们生存下来？是因为交换会导致劳动的分化、专业化。有人擅长打猎，有人擅长制造工具，有人擅长纺纱织布。人类开始专业分工之后，整个社区的肉也多了、衣服也多了、工具的质量也更高了。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出生率也会增高，人口数量就会增长。所以，虽然我们从生物特征上不占优势，但交换和分工可能确保了人类的生存。到了250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哲学家写了一本《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论及贸易和交换的重要性，也奠定了当代经济学的基础。
有趣的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那时的交换／贸易就已经涉及到了货币，而不仅仅是易物交换（物物交换）。那时的人们，把货币当作财富，所以那时的人们认为，在贸易中卖方获益更多，因为他们得到了钱（货币）。那时候，就有对贸易的限制，以禁止货币离开当地所属的国家、甚至当地的区域。当然，亚当斯密是反对这样的看法的，他指出双方都会从贸易中获益，而不仅仅是卖方获益。如果人们把250年前欧洲人的行为跟今天的人们的行为做一个比较，看到中共国拼命的鼓励出口（当卖家）并追求高额的贸易顺差（累积货币），人们不禁会哑然一笑。
抚今追昔，回到我们今天的世界，麦克林教授进一步说明，要维护贸易和交换，人们必须拥有财产的权利，只有拥有者才会从拥有的资源中获取收入，并且可以出售这些资源。而政府唯一重要的职责，就是确保私人财产权利，并鼓励自由贸易。这些简单的事实，欧洲人已经实施了200多年，在当今的中国，私有产权、公平贸易、政府确保自由贸易，都还是纸上谈兵，甚至连纸上谈兵都还做不到。
所谓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麦克林教授指出，这一名词其实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作为一个贬义词提出来的。但“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词汇的本意，不是哲学名词，其实就是描述了一种人们可以自由贸易交换、尊重财产权利的社会。因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中，人们就是像几千年以来一直做的那样，自由自在地进行交换和贸易，而政府的作用就只是确保私人财产的权利，从而鼓励更多的贸易和交换。这样，社会的繁荣和经济的增长，就自然而然地会发生，社会就会进步。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惜中国人民还在苦苦地追寻。明明是资本主义刚刚从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挽救了中国，挽救了中国经济，到今天中共高层在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中的时刻，许多中国民众居然还随声附和，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就是建立在互利的贸易、财产权利和企业业主的基础上的这种社会形式。所谓的公司或企业（business），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们）专精于制造一种货物或者服务，并投入贸易或交换。这些公司或企业的拥有者，不管是通过业主制、合伙制、责任有限公司或者公司的名义出现，他们都可以说是“股东”（shareholders）。
“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原本是商学院金融类教科书中的基本概念，是课程内容的主轴，从来就没有什么异议。但从1970年代开始，麦克林教授注意到，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了攻击。尤其是过去十年，这一核心理念受到了来自企业、政客、媒体和学术界越来越强力的攻击。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及其奠基人施瓦布（Klaus Schwab），更是其中最强硬的批评者。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夏天在瑞士达沃斯的会议，包括世界级的在商业、政治、媒体领域的领袖，他们在鼓吹说，股东资本主义是有害的，需要被替代。与此相呼应的，美国公司总执行长（CEO）的一个联合会，叫“商业圆桌会”（Business Roundtable），最近发布声明，说公司企业最主要的职责，不应该是为股东创造财富。世界最大的财富管理公司黑石（BlackRock）的CEO芬克（Larry Fink），也顺水推舟，向公司高管施加压力，要他们更多地去追求社会责任的目标。麦克林指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正本清源，纠正这个偏差。显然，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亟需和正当的事业。
本书不是一部学术的专著，任何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们都可以理解，没有商科教育背景的人们也不难明白作者的叙述和目的。许多部分都妙趣横生，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以让读者增长见识。比如书中在第一章“什么是利润”中，引用了索维尔（Thomas Sowell）名言，“利润可能是经济学中最被误解的话题”。还有，“利润只是剩饭剩菜”（Profit is a leftover）的说法，也颇具新意。因为这个利润呢，它的确是最后剩下来的，是企业在总的收益中减去成本，再减去税负，最后所剩下来的。而企业支付的成本，帮助了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的上游公司；企业支付的税负，帮助了维持政府机构和吃福利的人们。股东只有“剩饭剩菜”可以去吃，别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和吃福利的人们，的确是没有什么好指责和非难的！
书中指出的有些政府规范和限制，令人咂舌。比如，美国的苹果种植园，果园的农场主必须遵守高达12,000条规则，其中9500条是过去十年增加的。这确实太多了。
本书的第七章，是“从共产主义得到的教训”（Lessons from Communism）。作者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基本上等同地在交互使用，并且考察了前苏联、中国和两个德国（东德的社会主义和西德的资本主义）的三个案例。作者从几个简单而尖锐的问题着手，问到共产主义的制度下，企业盈利最大化不是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们是否受益、过得更好？工人们是否过得更好？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是否更好？资源的使用是否更有效率？人民的生活是否更好？这样几个关键的问题。当然，对全世界来说，对中国人民来说，问题的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很遗憾的是，美国的左派社会主义者、深层政府、旨在控制人类世界并与中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共舞的人们，他们真是应该看一看麦克林教授的这本书，但笔者估计，他们大概是不愿意看，也不会看的。
让笔者略感愉快的吃惊的是，这样一本回归人类社会的正常、批驳大重置和世界深层政府的议程的新书，居然是由一个偏左的美国智库出版的，不得不在此对卡托研究所的努力表示几分敬意。
2024-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