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9日，香港法院下令对中国恒大集团进行清算。图为2021年12月，北京一名工人推着一辆手推车经过恒大集团在中国的运营标识。(Noel Celis/AFP)
周一（1月29日），香港法院下令对中国恒大集团进行清算。恒大停牌前股价急跌逾两成。专家分析事件对中国政经影响极大，连锁反应之下，甚至将危及中共统治，鉴于此，恒大清算是否顺利执行仍是未知数。
香港高等法院在周一正式对中国恒大颁布清盘令，将为恒大母公司任命一名清算人。清算人将有权接管恒大在全球（包括中国）的所有子公司，并出售该公司的资产以偿还债务。
本次裁决在近两年中已被多次推迟。
恒大以及其它许多开发商过度建设、过度承诺，这些公司中有几十家已经违约。数十万购房者仍在等待公寓完工。去年9月，几位恒大高层管理人员被捕，最终恒大创始人兼董事长许家印被警方拘留。
恒大遭判令清算执行是否顺利引关注
针对香港高院的决定，专家认为是具有标杆性的事件。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政秉1月29日对大纪元表示，香港的法院虽然在国安法之下受到很大的扭曲，但是在纯商业的部分，还是有它的自主性，所以才会发出这种清盘令。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标杆性的事件，反映了恒大以及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真实状况，只要是资不敌债，都应该被清算，而这已经拖了很久。
“我觉得这个判决很符合正常的商业运作的逻辑、通则。”他说。
清盘令意味着恒大在接下来的一段漫长时间内需要拆分其庞大业务，包括房地产不相关的业务，如电动车公司。投资者正关注，现在负责执行清算的人是否会得到中国大陆法院的承认。
根据香港和北京在2021年签署的双方协议，中国大陆法院将承认香港法院指定的清算人，允许债权人控制恒大在中国大陆的资产。但事实上，向中国大陆当地法院提出此类请求，鲜有获得批准。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1月29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其实也不得不处理恒大，因为最近的国际市场的资金还是充沛的，基本上都涌向亚洲的股市，但是就是避开香港和大陆，所以这个时间点，与恒大做一个清算和切割，他们认为可能可以重拾外资的信心。
他认为中国大陆是类似计划经济一样的体制，要推动清算至少效率上应该是很高的。“长痛不如短痛，执行应该是很快的。”
但郑政秉认为，恒大这次判决在中国算是特例。中国房地产的问题由来已久，如果纯粹从商业的逻辑，很多公司都要清算，中共政府怕造成连锁的效果，应该不会让恒大的清算真正成为一个标杆性的事件。因为如果真的执行下去，会有非常巨大的骨牌效应，“整个的经济很快就会崩溃掉”。
他认为，中共政府不是正常国家，它会强力地干预恒大清算，用各种政策按住，比如说透过地方政府，让它缓慢地去解决，透过国营企业去承担它的债务或者移转等等。“我猜这个清盘令大概只能够在香港了，它如果要进入中国去清查恒大的各个产业，困难度很大。”
专家：恒大遭清算短期会使消费和外资更没信心
在全球对中国的信心已经动摇的情况下，现在中共当局比近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今年1月19日，中共商务部发布消息称，2023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39.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
多年来，香港金融市场一直是外商投资的切入点，但现在它和大陆金融市场共同受到沉重的打击。1月份恒生指数一度跌破一万五点的关口，已下跌超过10%，接近2009年以来的最低收盘点位，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主要指数。
近期中港股市大幅下挫后，中共政府正拟强力救市。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已表示，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人民币。
此时，市场受到任何新的打击，都可能进一步抵销当局重振经济增长的努力。
郑政秉分析，恒大事件很可能会在中国深陷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和金融市场产生骨牌效应：因房地产企业崩盘，造成地方政府的财务崩溃，也会使中国银行系统的呆账和资本市值率急剧恶化。对消费者影响更大，因为房地产投资占民众总投资的70%以上。
“供给面出了问题，需求面又出问题，恶性的螺旋很快就会不断往负面的地方去扩展。”
邱达生认为，本来大家以为大陆当局会出手挽救恒大，但现在等于是任由它被清算，这样短期内会让投资人对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发展更没有信心。
邱达生进一步表示，事件导致中国大陆内外都没有信心。内部没有信心反应在消费，外部对它没有信心就是外资撤离。投资人没有信心，经济就拉不动，等于延续去年的结构性问题的困境。
“最近北京透过世界经济论坛，对外宣称说他们经济不错了，去年还有5.2%的成长等等，包括它开放外国资本可以持有银行保险低购百分之百的股权，就是希望外资能够对他们有信心，当然外资还是会以观望为主。”
分析：恒大事件冲击中南海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恒大事件，对中共政治格局的影响也是一个话题焦点。
邱达生认为，恒大遭清算，理论上对中国政局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是在民主国家，早已经出现政党轮替了。但是对中国大陆这样的政权，未必有大影响，主要是因为资讯不开放。比如外界对习近平质疑的呼声很大，但是大陆的民众获取资讯困难，中共的管制方式，也使民众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
郑政秉表示，中国经济从习近平第二任以后就变差，在疫情之后经济更差，现在各项指标都非常差。当局称去年经济增长率5.2%，但大部分的专家都觉得在造假。
郑政秉表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其实早就逐渐破产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就是房地产高度杠杆、官商勾结。如果经济增长下跌到5%、4%，政权就岌岌可危。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要救金融市场、救经济，强调所谓安全、维稳的原因。
“因为中国经济的情况不好，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如果（恒大）这种判决真的在中国执行，造成的连锁效果会很快地让共产党完全失去统治的正当性。”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