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是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这一活动于2023年7月发起。
自1989年天安门学运以来，通过非暴力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抵抗一直是中国思想界、舆论界关注的话题。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两周前公布了"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征文获奖名单，其中《构建颠覆性平行结构路线图》一文获得了一等奖。这个由中国青年人设计的方案传递了什么样的思想？又为什么获得了评委会的认可？
中国思想界对非暴力运动方式的思考和讨论几十年来从未断绝。尤其在2019年发生了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2022年底“白纸运动”之后，非暴力抵抗更是在中国民间成了热议的题目。
“这种专制统治已经给民众造成了普遍的损害，大家只不过是出于对专制的恐惧而默认它，”这次征文的主要组织者“中国行动”的联络人之一杨子立对本台记者说，这次征文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中国民众，面对共产党的统治还存在反抗的可能性，“民众如果都一起上街的话，当局可能就会顾此失彼，就不一定能镇压下去了。”
毕业于北大力学系的杨子立曾因在北京组织“新青年学会”探讨中国前途问题，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八年时间，现在美国从事民主活动。
历史不代表未来
征文一等奖方案《构建颠覆性平行结构路线图》的作者“苏利利”（化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人。她在文字采访中告诉记者，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非暴力抗争是唯一可行的路径，没有其他路径，“如果要说其意义，那就是现在中共的财力处于下行阶段，其控制会发生一定的松弛，而民间的力量还没有与中共的困窘同步下行。因此，现在是最好的、活动家可以利用的窗口期。”
在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数次大型的民众非暴力反对运动并没有达到其设定的目标，包括1989年天安门学运以及前述的香港反送中、白纸运动等。但苏利利认为，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依赖历史作判断的人从未想过历史并不是未来，而且这是常识。”她指出，从世界范围看，还有不少非暴力行动取得成功的例子，“如果真的看历史，那么，我们看到许多贫穷的国家的人民，在活动家们的带领下，都得到了成功。例如苏丹，还有很多其他的非洲国家。”
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担任了本次征文大赛专家评议组的成员。他对记者分析说，很久以来，在海内外的中文舆论界就存在取消抵抗的消极言论，很多人对非暴力抵抗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觉得，面对中共，非暴力抗争是不可能有成效的，这样大家就不会参加；而不参加这种抗争，他又不会从事暴力抗争，到头来就成了放弃抗争；”另外，民众可能对非暴力抗争的演化存在担忧，“非暴力抗争如果没有积累到足够大的规模，它就不可能起到促进变革的作用。而一旦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又很难避免失去自我控制，也有可能招致失败。这样一来，还有谁去参加非暴力抗争呢？”
胡平说，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众要对非暴力抗争形成一定的共识，“如果在这方面中国老百姓没有共识，在中国就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那就意味着，民间、老百姓不可能在促进中国变革的过程中发生作用。”
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的小组讨论中发表远程视频演讲，并担任这次征文大赛专家评议组的成员。（X平台/@china_action）
组织化抗争
在中国历次的政治抵抗运动中，非暴力运动的方式各有区别。尤其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实行的去中心化、无大台的方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但苏利利在这次提交的《构建颠覆性平行结构路线图》中，提出了“构建颠覆性”平⾏结构的设想。在方案中，她写到，“这⼀系统不是从现有系统被推翻的时候才开始，⽽是从各运动组织展开运动到⼀定规模以后，也就是旧王朝被推翻以前，就开始，它也可称作‘全⺠运动议会’（即平⾏结构）。它将作为所有⾮暴⼒运动组织的最⾼协调机构，带领运动的推进，直到整个⾮暴⼒运动最终获胜。”
苏利利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逐渐形成团队和组织的运动方至关重要。我们不能依赖过去的路径，不能再走那种‘自己带头抗争’的老路，我们需要组织，也就是共产党所说的‘有组织、有预谋’。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恰好就是失策。”
胡平也认可方案中对组织化的强调。在香港发生了反送中运动后，虽然舆论界有不少人对新颖的“去中心化”表示欢迎和赞赏，但胡平对此持保留态度。他对记者分析说，在运动初期要建立一个领导机构比较困难，但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必要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事实上研究非暴力运动的专家都认为，有一个领导机构对运动的成败是极其重要的；所以那种运动要去中心化、去大台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很多人还把它当作是新发明。”
苏利利认为，组织化抗争对于整个抵抗运动的动员也是非常关键的，“动员必须是组织性的，而且必须有非常具体的内容，而不是喊喊口号。”
她分析说，当前的中国拥有广泛的动员基础，“即使从最低数据一年3万起群体事件来看，这个数就已经是几十万了。因此，随便一个运动，如果动员能力强，抗争目标被公众认可，那么，几百万几千万都是可以的。”她强调，这些人群只是潜在的目标群体；这需要由运动方去带领，如果没有组织，那么永远不会有共识。
中国思想界对非暴力运动方式的思考和讨论几十年来从未断绝。尤其在2019年发生了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2022年底“白纸运动”之后，非暴力抵抗更是在中国民间成了热议的题目。图为2022年11月27日，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手举白纸抗议新冠封锁。
假想的方案
苏利利在方案中提出了要在抵抗运动中划分目标人群，“需要先在⼀个范围很⼴的光谱内将整个群体进⾏细分（右图），然后以信息内容为基础，依据⼈群的不同⽽量⾝定制不同版本的⼦信息，每个⼦信息都发送给特定的⽬标受众。”她提到了运动反对者中的不同群体，“对运动⽅来说，这些部⻔中最关键的是军警，是镇压运动的执⾏者。运动要向他们传递的信息，就是要令他们最终在⼈⺠的强⼤压⼒⾯前与统治者脱钩，保持中⽴，也就是拒绝⾎腥镇压。”
苏利利认为，划分目标人群是自己方案的创新性之一；与此同时，她还提出，她的方案着重点在于运动如何开始，“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公开的运动才叫运动，而如果不‘上街一站’，那根本不叫运动，这种看法是不明智的。因为成功的运动在其走向公开抗议的时候，往往是具有了非常大的规模。”她举例说，不满教育体制的公民不公开地违抗上级命令（应付或隐瞒），这也可以成为运动的开始。
但苏利利在方案的绪论中坦承说，她的整个方案是假想性的，“是⼀个假想性的⾮暴⼒公⺠运动(NEM)的计划实施⽅案，它只是⼀个理论性演示；......作为假想的计划⽅案，它有其固有的不可⾏因素。”
胡平则评价说，苏利利的这个方案相比于其他方案有她的优点，“她谈的方面比较广，包括战略、策略、目标和方法等等，都有所论及，”但他指出，这次参加征文的多种方案总体上还不太让人满意，“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切实可行的非暴力抗争的方案，这方面的贡献不太大；”另一方面，对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这些方案的总结还不够。比如，对于非暴力抗争如何见好就收等问题还缺少思考。
但胡平也强调，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前的中国也确实很难。
记者：王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