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也门胡塞武装频繁在红海挑起战端，对海上贸易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人们甚至注意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毕业于中国石家庄陆军学院，是中共培养的军事人才。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许多非洲国家的总统和军队指挥官毕业于中国军校。这是中共用军队政治工作推广治理模式的手段之一，而且这种手段并非始于习近平政权。
不久前，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亚(Paul Nantulya)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长文，对中国以扩大影响力为目标的军队政治工作在非洲的布局和成果进行的梳理，文章指出：中国将非洲的专业军事训练视为推广其治理模式、同时加强与非洲执政党关系的契机。培训外国军官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一个关键领域。“军队政治工作”旨在打造公民环境，以实现中国共产党设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目标。具体工作包括军队内部的政治和思想教育、通过“统一战线战略”动员党外支持，参与公共事务，对目标人群进行专业军事训练。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解放军教官每年在中国军事和政治院校培训约两千名非洲军官。另外五百名非洲军官正在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参加培训课程。2018年至2021年，约两千名非洲警察和执法人员在中国武警学校接受了培训。与军校一样，武警学校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疫情爆发前，中国每三年向非洲记者群体提供约10万个奖学金名额，或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向非洲国家地方领导人发出培训邀请。中非论坛（FMP）4%至6%的捐款用于中方举办的培训项目，规模之大与其他国际伙伴不可同日而语。
人民解放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中共毫不讳言，这就是它自1949年以来维持政权的方式。解放军并不是大多数非洲宪法描述的那种国家军队。它是一支“政治军队”，是中共的骨干力量。身穿军服的党员效忠的是党及其价值观，而不是宪法、政府或国家。中共是凌驾于这三个要素之上的存在。
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浪潮中，非洲国家（包括那些传统上具有党指挥枪并展开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都进行了民主改革，采用了新的治理模式，将军队从政党政治中剔除，将效忠政党转向效忠宪法。然而，许多执政党仍然认为党卫军模式具有吸引力，特别是那些主要致力于捍卫政权的政党。他们可能会利用与中国的接触来“重新学习”中共维持权力和控制军队的技巧，以确保其永久的统治地位。强化这种模式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十年非洲民主在逐渐衰落，其特点是选举舞弊、操纵宪法以及政变和军事接管的卷土重来。这些事件破坏了政府、军队和公民之间的信任，最终导致了非洲的不稳定。非洲联盟官员一再表示，邀请军队干预政治或使其效忠于执政党是不明智的。然而，这些干预措施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军事院校是每个国家战略文化、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托管所。在中国军事院校就读的非洲学生接触到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解放军的战略思想、中共的运作方式以及它如何与中国军队互动和控制他们。外国军官对解放军国防大学前非洲和亚洲学员做出了几点观察：
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传达了中共关于中国国内政策、意识形态以及“一带一路”等外交政策倡议的信息。他们指出了中国的国内政策如何在他们的国家进行复制，他们在中国的长期停留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
中国34所军官学校及其下属士官学校大部分都有非洲学生就读。解放军训练体系体现党卫军模式，涵盖军官、后勤、装备、技术军官及包括文职干部在内的政治军官五个职业板块。非洲军官在大连海军学院和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等多所学校接受培训，后者是中国国际军事教育交流中心（IMEEC）所在地。南京陆军高等指挥学院因其在非洲独立运动形成过程中曾经发挥的作用而特别受到非洲国家的赞赏。这所学校的非洲校友包括：来自非洲国家的10名参谋长；8位国防部长；前任总统包括：刚果（金）前总统卡比拉；几内亚比绍前总统维埃拉；纳米比亚前总统努乔马；坦桑尼亚前总统基奎特；以及若干现任总统：如厄立特里亚现总统阿费沃基；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九十四名莫桑比克高级军官曾在南京陆军高等指挥学校学习，包括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谋长利迪莫将军，以及来自安哥拉、喀麦隆、加纳、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