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7日，一名妇女在俄罗斯驻在马德里大使馆前放置了一支蜡烛，悼念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去世。
台北—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狱中猝逝后，震惊全球政坛，也引发中国异议人士的反思。虽然他的死因仍有待调查，但多位中国异议人士认为，普京和俄罗斯狱方要负最大的责任。他们说，纳瓦尔尼之死“很可能是谋杀”，也恐反映出独裁者的恐惧。至于中国网民兴起为普京抱不平的同情声浪，一位异议人士说，那是中共“愚民统治下的民自愚”。
年仅47岁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头号政敌，正值壮年的他于狱中猝死后，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普京的谴责和追责声浪，不过，中国社媒上却有大批时评人和网民反而同情起普京，还把矛头指向西方国家。
纳瓦尔尼是遭谋杀的政治烈士?
对此，中国异议人士说，这是极权社会的特征，尤其纳瓦尔尼之死背后恐“有阴谋的”，这样一位政治烈士之死反映的是独裁者的恐惧。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纳瓦尔尼的死因还有待确认，但异议反对人士在狱中遭独裁者谋杀或凌虐致死的前例屡见不鲜，因此，外界很难不将纳瓦尔尼之死朝政治阴谋联想。
张小刚说:“这个是极权社会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就是，第一，异议声音是不容易发出来的。异议人士，只要你有影响力，就一定要被压制、被想办法给干掉，干掉的方式有明的、有暗的。那么像这种在监狱里边突然死亡的，很可能是一种谋杀，只不过证据力很难找到。”
张小刚说，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后，已有好几名俄罗斯大富豪传出离奇死亡。另与普京反目成仇的前瓦格纳雇佣军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也于去年8月坠机身亡，致死原因到底是遭导弹袭击、还是普京本人直指的飞机内手榴弹引爆，至今仍莫衷一是。
独裁者的恐惧
他说，普京若为纳瓦尔尼之死的幕后黑手，他之所以把头号政敌干掉，就是害怕这样有影响力的少数异议人士会去影响多数的俄罗斯民众，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并促成他的独裁政权垮台。但这种独裁者的恐惧和政治暗杀，以史为鉴，从未能真正成功，只能维持或长或短的政权。
张小刚说，俄罗斯虽经过政治转型，以民主国家自居、也标榜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但在普京的高压统治下，根本和中国一样，仍是专制极权国家。
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比俄罗斯还严峻，不仅人民没有选举或参政权，连网络或媒体都无法见容异议言论，人民更是活在一言堂下，长期被洗脑后，自己也懒得动脑，反而以官方意见为意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时评人或网民这两天一反国际主流声浪，竟为普京抱不平，甚至无端指控美国才是幕后黑手。
中国人民的自愚愚人
张小刚说:“全民的被洗脑、愚民化的结果呢？有的人就开始自愚了，我就听政府的，政府说什么就是对的。(中国著名画家)陈丹青说过一句话，他说，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自愚。但民自愚的原因，实际上是官方对老百姓进行愚民教育和恐吓结合起来，最后很多人就变成一种不加思索、就反映了(中国社媒上)这么一种现实，当然这些是很可悲的。”
对于纳瓦尔尼之死，中共官方尚未表态。不过，张小刚说，中俄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利益的短暂结合，随著普京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后、现“处于过不去的状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内经济衰退、党内矛盾和外部压力剧增下，“出问题也是随时的事”，在此前提下，中俄伙伴关系还能维持多久，不无疑问。
对于纳瓦尔尼之死，两位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也认同西方国家对普京和狱方的追责。
一个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告诉美国之音，外界对俄罗斯国内的信息掌握太少，很难判断，但“俄罗斯当局镇压政治活动人士和新闻记者也是众所周知的。”
王全璋:普京和俄罗斯狱方应被问责
位于北京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听到纳瓦尔尼这样一位同道中人，年龄相近、同是律师出身、也有争取民权的共同价值观，竟不幸死于狱中，“内心很受震撼、很难受”。
他说，就法论法，俄罗斯狱方对纳瓦尔尼之死要负一定的责任。璋
王全璋说:“任何一个人被羁押，监管机关同时就赋予了管理这个被监管人的义务，还有保证他的人、还有健康的义务。这个人在(监狱)里边，不管是病死的、还是其他原因死的，你(狱方)都要负一个倒置的举证责任，如果你不能充分地说明，你对他的死没有责任，那么你就应该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法学基本的举证责任的一个分配原则。”
他还说，虽然纳瓦尔尼的具体死因不明，但普京作为执政当局也应负起政治责任。
王全璋说:“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人士，他在文明社会里边不应该被这样对待，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社会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反对者。”
王全璋说，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历经过一系列的民主和司法的转型，但为何仍会出现新的威权统治、或像纳瓦尔尼这样的反对人士仍持续受到迫害，让他深感不解。
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恐比俄罗斯更严峻
纳瓦尔尼之死也引发中国异议人士处境之艰难的反思。
但王全璋说，中俄两国的政治文明无法类比，因为中国不仅能组织化的反对者都不存在，也未开启任何民主的转型进程。相反地，当局还扩大对社会的维稳控制，包括紧缩言论自由，轻则以寻衅滋事、重则以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来治罪。
王全璋说:“我们现在就是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一步一步地加强、一点一点地收紧，无论从过去所谓的政治领域、现在到泛政治的领域，什么教育、经济、金融，都上升到所谓的政权安全的一个高度。”
中国于2015年7月9日对维权律师发动大抓捕，王全璋也是遭政治迫害的律师之一，他于前三年多的监禁中曾遭酷刑逼供和被迫用药，经2018年底的秘密庭审后，他于2019年初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王全璋于2020年4月出狱后，仍持续受到国保的监控或政治报复，包括北京住所曾被无故断水断电、儿子被拒入学、一家三口更长达13次被迫搬家，已多次引发美国国务院的关切。
位于澳大利亚的张小刚说，中共的高压统治只会制造一代又一代的异议人士，从早期的魏京生、王丹、刘晓波到709律师群，以及近期以其他形式反抗的年轻学子。虽然他们在中国境内受到的打压和迫害越来越强，但来自西方国家的外部压力若强到让习近平感到权力受到威胁，或能为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带来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