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中国西南部贵州省丹寨县的一家医院，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给一名新生婴儿喂奶
当前，中共政权面临着无数问题。众所周知，从经济到人口，再到其它方面，许多问题都迫在眉睫，然而分析家们相信中共政权还无法避免许多普遍预见的陷阱。
2024年初，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中共领导层面临着诸多挑战，从未来几十年即将崩溃的人口状况到债台高筑的国家财政，从企业到消费者再到政府。这让分析家们对中共无力解决这些普遍预见的问题感到困惑，也揭开了北京长期以来伪装的、无懈可击的神秘面纱。
对此，中国和西方的分析家们通常都能轻松指出问题所在，然而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一些人呼吁中共政府通过出售从银行股权到基础设施等关键国有资产来减轻债务负担。即使这些战略性资产能在国内或国际上找到买家（在当前环境下，这种可能性极小），建议中共政府实施私有化计划在政治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从政策角度看，这些解决方案完全合理；然而作为现实的政策解决方案，根本不适用于中共独裁政权。
那么，北京为什么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呢？
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时间问题。2017年，亚马逊（Amazon）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描述：“当有人……祝贺亚马逊本季度业绩良好时……我会说谢谢。但我心里想的是……这些季度业绩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基本出炉了。”
如果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要提前三年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时间滞后究竟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多年来，中共一直深知自身面临的人口问题。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发布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已低于更替率。如今，中国的生育率在联合国人口基金覆盖的204个国家中排名第198位，仅为1.2。中国在低于人口更替率近25年后，终于在2015年底放弃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2024年初，任何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都可能只会带来微不足道的变化，从而使中国陷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崩溃。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面临的债务问题上。多年来，中共政府一直在谈论限制债务增长的必要性，尽管中国这个国有独裁经济体的债务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多了两倍有余。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已经严重到只希望避免发生重大事件或危机的地步了。
像人口问题一样严峻的全局性问题还有很多，对此中共政府早已心知肚明，然而无力解决，只能防止更大灾难的发生。事实上，早在几年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很严峻了。
那么，既然中共的技术官僚们多年前就已经知道问题所在，那么为什么还无法作出任何改变呢？
事实上，背后的原因有好几个。在专制体制下，普通员工甚至高级职员都会担心把坏消息告诉领导，因为他们害怕因此承担可怕的后果。去年刚刚离世的前总理李克强曾说过一句名言，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据，这并不仅仅是对神秘的中共经济核算方法的评论，而是对中共技术官僚的激励机制和可信度的客观评价。从上到下，每个工作人员都在创造一个他们认为上面的人希望听到的真理，而不管这个真理究竟是否符合事实。
一言以概之，政府政策造就了赢家和输家。多年来，中共政府一直在呼吁减少对债务推动型经济增长的依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也一直在警告，如果不能继续举债，将会发生什么。中共根本不愿意让大量民众失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当局通过制造过度举债的社会化输家来避免造成个人层面的输家。当一个民族国家的每个问题都受制于专制偏好时，寻找解决方案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么，中共将如何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这些严重问题呢？
对中共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希望不要发生重大危机或事件。人口减少、经济崩溃、债务高企等问题已经无从解决。中共只是祈祷不要发生群体性危机。
当人们权衡利弊时，他们会扪心自问，究竟是实事求是讲真话，还是说谎造假以取悦“伟大领袖”。大多数人更看重的是明哲保身、讨好上层，而不是因言获罪、身陷囹圄。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等。他是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在中国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后来移居美国。
原文：Why China Can’t Solve Its Problems of Toda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