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重大危机，习近平一贯的生存策略就是孤注一掷。他过去的运气总是不错，无论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多大祸害，都能保住位子。这决定了这样一个逻辑，中国危机越是深化，习近平选择豪赌的可能性反而越大。习近平的这种性格，对当今危机重重的中国和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这一次，习近平赌的是如何应对住房市场崩塌的危机。很多人都知道，习近平救股市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可能强迫所有人去买股票，也就是说，多数人没有股票也可以照常生活。但住房就不同了，因此，救房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逻辑，与救股市有非常大的差别。
有一个在北京的西方左派学者认为，习近平用国有化的方式提升保障房的比例，方向正确，因为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另有人认为，习近平这样做，既可以救房市，又解决了保障房的难题，是明智之举。但是，懂经济学的人则不难想到，14号文件的救房市思路，将给中国银行带来巨大风险，因为中国的住房早已严重过剩。
令我颇感奇怪的是，很少人把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与住房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中国提升保障房的比重，不仅面临财力不足的难题，还有一个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严重依赖外来劳动力，尤其是依赖农民工的难题。对于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地方，保障房的对像是本土居民，组屋和廉租屋有助于低收入家庭降低哺育后代的支出，但这个福利不能也给外籍劳工。以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鼓励极度压榨本国但非本地的“外劳”是维系企业生存的前提。政府扩大保障房，能否与这种用工模式相匹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此，我相信习近平拍板、何立峰一手操盘的所谓“新房改”，本质上是一个把当下严重的房市危机长期化的策略，在经济难以复苏，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的巨大压力下，这个“新房改”其实不可能为整个住房市场提供一种透明和稳定的预期。对很多人来说，有没有工作，下一个工作在何处都是巨大问号，因此他们连婚姻都顾不上，更何况买房。
这个所谓的“新房改”将动用大量的信贷资源，因此对已经不堪债务重负的国有银行系统而言，“新房改”完全可能成为压倒中国金融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习近平、何立峰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们非常自觉地选择了“新房改”这次豪赌。
那么，这次豪赌会不会成功呢？这首先取决于如何定义习近平需要的成功。目前，中外知识人中仍然有不少人用“市场经济”或自由主义的标准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问题是，习近平从来就没有信奉过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价值和理念。那么，对习近平和他的拥戴者来说，这次“房改”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呢？《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灵的直觉是对的，那就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新的奴役体制能否在中国经济与西方“脱钩”的大环境下重新建构并稳定下来。
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从技术可能性、以及从中国的所谓“民情秩序”看，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要实现这种可能性，设计和运作能力的要求并不低。有人把习近平比作中国的斯大林，但斯大林的智商远比习高，这就给追求自由的中国人带来成功的可能，这当然也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