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1，经济下行的影向是全方位的
工业园区的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几个厂子订单不少，但利润率下降。朋友的工厂，2023年内销非常差，但发展了一带一路国家外贸，还不错，但也有不确定性。有运往约旦一条船的货物，走了两个月还在新加坡。全年七八千万的货款，还有将近两千万没有回款，大年三十还在收款。
农民工只要想干活，找工作没问题，但不能谈待遇。前几年，如果工厂不足额发放加班工资，工人还可以反抗。现在是，只要反抗，工厂立马开工资让其走人。
调查的一个包工头，反映现在总包把利润压得极低，都是透明的，你不干有的是人想干。现在包工头的利润很有限，也得一起干活。但农民工工资有保证，都是专项账户，由包工头开单子，总包直接发到工人账户。只不过，平常只能发生活费，年底随工程进度发所有工资。
经济下行的最重要影向是大家都务实了一点，预期没那么高了，前些年地方政府透支发展以及普通人超前消费少了一些，但也造成了躺平、认命等消极心态。一些在前几年形成的新习俗顽固存在，好多人在抵抗。一位四十岁的亲戚，为人厚道，兢兢业业工作，可能也因为过于“老实”，还是单身。他说，与其花几十万彩礼娶媳妇，还不如攒钱下来养老。
2，基层面临撂挑子风险
调查的几个乡镇，多数乡镇政府勉强保运转，但多数乡镇干部绩效打折或无法兑现。有些邨庄的邨干部工资发不出来了。
但几乎所有地方的发展项目都受到了影向。有一个乡镇，街道挖了，但资金没法保证，停工了，过年期间道路坑坑洼洼，群众怨声载道。所有乡镇领导都说，发展是不可能了，尽力维持。
调查一个邨的四个邨干部，有一个邨干部辞职不干，有两个邨干部想辞职。邨支书为了稳定邨干部，帮这两个邨干部找了副业，勉强维持。另一个邨的邨干部，因为垫资做邨级事务，上级又不兑现补贴，实在受不了就辞职出去打工了，扬言垫出去的钱也不要了。
邨级组织运转经费普遍无法保证，要依靠邨集体自筹部分资金，但大多数邨庄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只能靠乡贤向老板或政府部门化缘。因此，邨书记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关键。问题是，有能力的邨支书，完全是凭热情，如果热情消耗，还不如辞职自己赚钱去了。调查一个邨的邨支书是富二代，已经下决心不干了，竟然和笔者请教怎样辞职才让组织更容易接受。
邨级组织新增债务普遍，主要都是这几年搞项目建设以及预算外的办公经费导致的。不过，这些债务具有隐蔽性，都在账外执行。某邨欠了几十万债务，其中大部分有乡贤承诺帮忙分期结清，但仍有上十万债务没有着落，邨支书很是烦恼。
3，各行各业都存在“脱实向虚”趋势
各行各业都在脱实向虚，社会空转是今日社会的最大危机。过年期间和中学同学聚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公务员、医生、老师、老板、国企员工、农民工、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致吐槽形式主义，不好好干活，厌恶至极，却又无可奈何。人到中年，不敢提意见，不敢坚持实际，只能向上应付。
基层政府在向上负责，不对实际负责。谁都知道图斑整治不切实际，但只能使劲折腾群众。邨级组织服务于上级指标，不服务群众，即便服务群众也是做给上级看。一位邨书记说，工作做不好，指标要好看。
政府公共服务这些年拓展非常快，但基本上都大量靠政府购买服务解决，第三方很是普遍。职能部门不搞业务，推给基层和第三方搞。正式工作人员不搞业务，只服务领导和监督临聘人员搞业务，非常普遍。大多数乡镇没那么多钱购买服务，就使劲压榨邨干部，邨干部事实上也成了政府临聘人员。
银监部门的窗口指导，变成了指令，否则就以没有大局意识压服基层，不讲业务，对利润要求减少了。很多企业都在金融化和平台化，对大股东负责，短期变现，想方设法吃租，而不是搞实业，服务客户。真正搞实业的，利润极低，且累死累活。
学术创新在指标化，对话式研究，在概念和概念之间内循环，粉饰既有政策。高校的创新人才培养，把口号喊得震天向，但具体措施都是在鼓励低水平重复。科研主管部门迷之自信，都相信可以用利益、项目、符号“买”出成果。结果，科研机构和人员都被利益俘获，只顾结项指标，并不顾及实际研究。朋友的工厂生产树脂瓦，在本地各高校找遍材料研究的科研机构，希望能改善配方，提高效率，结果失望至极，这些科研人员都是来套项目的。朋友说，一个教授，还不如生产线上的农民工！
很多媒体也不报道实际，蜕化为复读机。媒体机构没办法报道事实，基层都怕记者，记者也接触不到实际，新一代记者的采访调查素养堪忧。
在国企上班的同学说，电影《年会不能停》讽刺的形式主义，和企业真是差不多。基层员工都没办法好好干活了，谁都知道利润来自于技术创新，但搞技术的没前途，高管都是搞营销的，以及会做材料的。做企业的朋友说，连农民工都不踏实了，他厂子里的看机师傅，给了高工资，但根本就不解决问题，机器一有小毛病，就跑来要老板请人修理。他决定，从2024年开始，宁愿花高价从山东请看机师傅，也不再培养本地技术工。
4，没钱也要折腾
邨级组织还是用的简约体制。调查的一个中部邨庄是两个邨合并，方圆十公里，才四个邨两委干部，外加一个党建联络员，另有十二个邨民小组长。邨组干部都是中坚农民，邨干部工资一年三四万元，组长一年两三千元。上级转移支付有限，每年20多万，发完邨组干部工资就差不多了。
但上级把转移支付用到了极致，不断折腾邨干部。邨支书说，邨级组织就是政府工作的垃圾池和消灾站，但凡一个部门都向邨里布置工作，但凡是有风险的工作，都要和邨里签订责任状。样样工作都评比，排名后几位的邨扣转移支付，排名前几位奖励。为了不被扣钱，各邨都得硬著头皮搞。
邨支书是各种长，网格片长、林长、河长、田长，每个部门调研APP，隔段时间要巡查，比如，每周巡河一次，每次500米以上，不少于十分钟。邨支书说，他们对本邨情况了若指掌，但硬是要高科技整基层，证明给上级看。
多数情况下，邨里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上级工作，于是，只能花钱消灾，无形中让邨级财政雪上加霜。这两年，调研邨花了不少冤枉钱。（1）每年打印机用坏两台，买纸张纸张花了上万元。有些要彩打，季节和彩色图片配套，符合逻辑才行。（2）2022年仅仅是房屋登记检查就花了一万多元元，程序极其复杂，要有各种角度的图片，房屋前后左右，远照近照，定位，还有很多数据要填，建筑年限，结构等等，一两个月就要搞完。这些高标准工作，无非是要让上级在电脑里清清楚楚看到。邨里没办法，只能雇佣实习的大学生帮忙。问题是，单单大学生也不行，邨干部还得参加，老少搭配才。（3）县里搞秀美乡邨建设，又没有资金配套，要求垃圾桶统一蓝色，邨里又花了一万多。（4）前两年公安部门推反诈工作，邨干部发现干根本没办法完成任务。有人发现可以网上买指标，装软件完成任务，开始一个装了反诈软件的号码是5元，后来不断上涨，8元，10元，最后到了15元。本邨也花了一万多元买指标完成任务。
邨里最烦恼的是，各项工作都是形式比内容重要，各项工作都要想办法画蛇添足。（1）人居环境治理，实际检查只有大面整洁，河道整洁，房前屋后等少数几项，但不只是哪个神人设计的指标，还要有阵地，建立协会，奖惩措施等等，材料比实际工作重要多了。（2）挂图作战，前两年抛荒整治，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开始兴起的，学脱贫攻坚战的糢样，也挂图作战，领导下来一看，一目了然。邨支书说，都是假家伙。哪怕第一年整治了，第二年肯定还是抛荒，因为农民根本就不可能去种。（3）官僚主义害死人。邨里只要报了地质灾害点，就有无尽麻烦，一有天气预报风险就要转移人口，有关部门设计了APP，得定位，拍照。去年底大雪天，邨干部日夜值守，结果年初二雪化了，市里才来抽查。邨支书说，都没风险了，还来检查干嘛呢？唯一解释就是上级又要拍照，表示亲临灾害点。所以，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有地质灾害点也不要上报。（4）前两年，县里搞农邨交通安全整治。要求邨干部每天完成一定宣传教育任务，一个邨至少要三个安全员，劝导戴安全帽等。又要拍照，又要录视频，不能造假，把邨干部折腾得够呛。（5）某地创新了一个乡邨治理糢式，片长、组长、邻长，每个长都有任务。最后的结果是，组长、邻长是没意义的，实质就是监督邨干部干活。这个制度仿照脱贫攻坚工作糢式，还要抽查，问群众满意度。邨干部都觉得莫名其妙。现在的情况是，上级各种折腾，搞得大家都没时间服务群众，现在又要逼着大家生搬硬套搞出服务项目来，比如下雨天为群众收了衣服之类的，这是干嘛呢？
现如今，对上负责、运动治理以及高标准的工作机制已然形成，邨干部也有了明确责任，所有时间精力都耗费其中，这使得中坚农民没办法全职当邨干部。关键是，中西部地区财政不行，又不可能行政化和专职化，这就导致基层治理不稳定，想一出是一出，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