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代大儒海耶克（F. A. Hayek）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一早，由美国方面传来海耶克去世的消息，尽管海耶克当时已九十三岁高龄，不少人在那几年已有他随时会离开尘世的心理准备，而且正如施建生教授所言（《经济日报》，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海耶克在那些年身体一直很虚弱，离开尘世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但当时乍听噩耗，还是不免一阵愁怅，尤其在全球甫一致迈向自由经济，步履尚显凌乱、徬徨之时，而这位最有资格者竟于这个时候离去，当然更令人唏嘘不已。
在海耶克去世的那段日子，中外媒体出现了不少对海耶克盖棺论定的文章，在怀念、惋惜之余，都一致肯定海耶克的成就，而且由于海耶克的贡献层面甚广，大家都在如何思考一个适当的“封号”上伤脑筋。之所以很难找出适当称号，乃因海耶克的成就横跨了好几个领域，诚如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主任坎贝尔（W.G. Campbell）在《海耶克菁华集》（The Essence of Hayek）一书的序所言：“说海耶克是经济学家，和说达芬奇是艺术家、牛顿是科学家一样，是不足以说明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就的。”的确，海耶克对经济史、政治哲学、方法论、法学、语言学、生物学，以及心理学都有杰出贡献。在概括介绍其成就之前，我们先谈谈他的生平。
海耶克的生平
海耶克于一八九九年五月八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书香家庭。祖父是维也纳大学动物学教授，外祖父是英士布鲁克（Innsbruck）大学法学教授，也是奥国经济学派宗师庞巴卫克的莫逆之交，稍后曾任奥地利国家统计局局长。海耶克的父亲是位医学博士，却醉心于研究工作且于维也纳大学教授植物学。海耶克的两位弟弟也都在学界有名望，一位是维也纳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一位是英士布鲁克大学的化学教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的表兄是当代赫赫有名的伟大哲学家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海耶克分别于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得到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和政治学博士，也就在维也纳大学的时光，他接受了奥国经济学派大师们的影响，这些大师分别是孟格、威塞（Friedrich von Wieser，他是海耶克的经济学老师）、庞巴卫克，以及米塞斯。
当一九二一年取得法学博士后，海耶克曾任奥地利公职（一九二一～二六年），从事解决战前债务的工作，机构的主任是米塞斯。也就在那时，海耶克参与了米塞斯的研讨小组，成员包括往后都享有大名的哈伯勒（B. Haberler）、玛哈禄普，以及摩根斯坦（O. Morgenstern）。海耶克是经由参与研讨会而受到米塞斯的影响，并未正式上过米塞斯的课。在这段公职期间，海耶克曾自费前往美国研读货币政策（一九二三年三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曾分别受教于米契尔（W.C. Mitchell）和克拉克（J.B. Clark）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返回维也纳之后，海耶克与米塞斯于一九二七年共同开创了奥地利景气循环研究所，就在那里，海耶克成为第一位预测到美国经济崩溃的学者。
一九三一年，海耶克应罗宾斯之聘至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他是该学院的第一位外国教授。一九三八年海耶克取得英国籍，一九四九年秋季班结束后辞掉伦敦经济学院教职赴美。其间，在一九四七年由他发起组成了极为特殊的“蒙贝勒兰学会”。这是一个将全球崇尚自由哲理、且在当时环境下都有孤军奋战落寞感的学人齐聚一堂的团体，对于会员的筛选极为严格，第一次会议在瑞士的蒙贝勒兰举行，也就以此山名作为学会的名称。赴美之后，他先在阿肯色大学当一学期访问教授，于一九五０年赴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和道德学科教授，成为“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委员，迄一九六二年届龄六十二岁退休为止。随即西德的佛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聘海耶克为政治经济讲座；一九六六年时，奥地利政府曾征询他是否愿意回国任中央银行总裁，被海耶克婉拒；直至一九六九年他自佛莱堡大学退休（七十岁），接受奥地利的沙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当访问教授，才踏入离开四十年之久的故国；到了一九七七年再返回德国佛莱堡大学当驻校荣誉退休教授，直到病逝为止。
海耶克的学术和知识生涯不曾有冷却期，而且一直受到激烈争论。但他的私人生活却不算如意，一九二六年第一次结婚，一九四九年离婚，次年再婚，据说他之所以在一九五０年离开伦敦到芝加哥，部分原因就是离婚的精神压力，以及为了维持两个分裂家庭的财务支出。而为了纾解财务上的压力，海耶克在一九七七年还将他个人的七千册珍藏书籍卖给沙斯堡大学。海耶克在其第一次婚姻生了两个孩子，女儿是位生物学家，服务于英国博物馆，儿子是位病理学家。
海耶克在一九三０年代埋首研究经济学，成就极高，于一九四三年获选为英国学院院士（Fellow of British Academy）。但其光芒却被凯因斯掩盖住，再因其于一九四四年写作了《到奴役之路》这本得罪人的书，使得他的学术生涯更为孤寂。直至一九七０年代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出现，海耶克的理论才受到重视，而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他后，才真正的逐渐恢复名望，一九八０年之后共产世界的纷纷解体更印证了他的先知。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海耶克刚过完八十五岁生日时，英国女皇颁给他Companion of Honour（简称CH）勋衔，这项荣誉在等级上较爵士（Sir）还高一层，得此殊荣者准与皇室坐而论道。CH勋衔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首创，至一九八四年止也只有六十五人得过，海耶克是因对自由经济学有特殊的服务与贡献而得到。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像海耶克这种崇尚自由且成名五、六十年的大师级人物，应是不在乎此种类似“国王的赏赐”头衔的。也许因为如此，才以CH勋衔给他，因其是加于名字之后，不像爵士须加在姓氏前，由而海耶克可以保持纯学术形象，他也就无法拒绝了，否则即嫌矫情。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美国总统布希颁赠“总统自由奖章”给九十二高龄的海耶克，虽然海耶克已不需要此种名誉来衬托，也因生病而由其儿子代表接受，但他却将这项晚到的荣誉看做是一生的定评而高兴不已。海耶克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德国佛莱堡，享年九十三岁。在他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东欧变天、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大陆改走自由经济之路，正是他的一贯道理终获印证的实例，他可说是含笑而去了！
海耶克的学术贡献
海耶克自己认为最主要的兴趣领域，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两个层面；而由其颇为丰富的著作观之，海耶克的学术成就超出一般认定的经济学领域，在非经济学领域方面也大放异采。笼统的说，早期以经济方面的研究为主，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的，转赴芝加哥之后则致力于非经济学的重要著作。由于海耶克是属于多产作家，要详细介绍其著作非得长篇累牍不可，本文仅将其用英文写作的较有名作品，依出版年分作扼要介绍，盼能触摸到海耶克的学术贡献之大概。
展开与凯因斯长达五十年的论战
既然海耶克的经济学方面重要作品的完成是在旅居伦敦经济学院之时，我们就得回到一九三０年代的时光，那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大恐慌时代，是凯因斯革命出现的时候。当时海耶克与凯因斯针锋相对，他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并对通货膨胀政策大力抨击，对于膨胀政策将带来灾祸的分析，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一书已有明确解说。他确信经由信贷政策和银行决策所产生的货币支出，对于价格和产出会有极大的冲击。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间，鉴于一九二七年之前繁荣期，恐因美国一般物价自然地下跌致景气趋缓，为了延长繁荣期间，美国政府使用了扩张货币（easy-money）政策，由而点燃了过度投资，且将繁荣多延长了两年。之后，当不景气开始出现时，政府不再使用人造的经济政策来维持消费，因而无法支持生产，也就这样的出现了一次相对自然而平稳的不景气，终于演变成历史上永难忘怀的“大萧条”。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如果美国联邦准备局持续动用扩张借贷的政策来维持繁荣假象，也只是延缓大萧条的出现时日而已，而且程度还会更严重，因为以往的扩张货币政策必定要付出代价的，早些时日付出，代价较小，愈拖则愈大。
在一九三一～四一年间，海耶克致力于经济课题，发展出一套一般性的道理，此即不合理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误导投资者，诱使他们被人造的需求所迷惑，结果造成经济体系的严重扭曲，使资本和资源集中于低生产力之处。也就在这一段期间的酝酿，终于开展出海耶克与凯因斯长达五十年的论战。先是海耶克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和一九三二年二月于《经济期刊》（Economica）上批评凯因斯在一九三０年出版的《论货币》（Treatise on Money）。而凯因斯先是以攻击海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回应，接着却明确表示已将其《论货币》的体系修改了。当一九三六年凯因斯出版其旷世钜着《一般理论》时，海耶克并未立即有所反应，起因是他发现该书内容模糊、华丽而庸俗，而在有第一次论战的经验下，他觉得凯因斯将会如前的再次修改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就由于此种错误的预期，竟然使凯因斯的“把操纵经济大权由上帝手中夺回”，而认为政府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可将经济体系精密调节，从此经济衰退将永远消失的说法风行全球。风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一九七０年代早期“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出现才受到质疑。
可是，就在这近四十年里，与凯因斯完全不同的海耶克学说竟然受到极度轻忽，而且海耶克在一九四一年写作《资本的纯正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之后就没专心致力于经济理论的事务，也就因为如此，才会使凯因斯理论更得到扩展的空间。对此，海耶克还深深后悔，后悔没有及时给予《一般理论》严厉的批判。海耶克在经济领域里的重要英文著作，除了已提及的这两本书外，还有一九三三年的《货币理论与景气循环》及一九三九年的《利润、利息与投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第一本书批评主张货币与信贷不会影响生产结构的理论，指出信用贷款突然注入经济体系，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由而产生无法维持的过度投资；第二本书和先前提过的《价格和生产》一书，也都循着相同思路说明货币与信贷变动时，资源将被误引至原本不会被引进的领域，而信贷的增加刺激了投资，但此种投资是投资者受“假信号”误导而非呼应真正需求的改变而作的，因而投资无法持续维持，以致发生经济波动。至于《资本的纯正理论》一书则探讨生产结构中资本、利息，以及时间因素，说明资本的复杂结构及资本在经济兴衰中的重要性，是资本理论的经典之作。但当时正值凯因斯理论如日中天，本书也就不幸被忽视了。
众矢之的《到奴役之路》
一九四０年代中期，海耶克的研究焦点跳出纯经济理论，转而探讨政治秩序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此时期的代表作，就是那本一九四四年出版且脍炙人口的《到奴役之路》，以及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到奴役之路》这本被译成十多国文字的畅销书实不必多作介绍，那是一本政治论调的书，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计划，都会危害到社会中个人的经济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便无政治自由，计划经济无可避免会带来贫困和专制政府。在当时社会主义得到千千万万西方知识分子喝采，且苏联打败纳粹德国而经济欣欣向荣（公布的数字所显示的）的时代，这一本书成为“毒草”，而海耶克成为众矢之的毋宁当然。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知识分子在政府计划部门工作，《到奴役之路》无情的打击了这群既得利益者，于是连经济学界也兴起一股排斥海耶克之风，特别是英国的知识分子竟然视其为“异端”。海耶克对此其实有先见之明，由该书序言出现有“本书肯定会得罪一些我极希望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不过，写这本书是我的责任，在责任面前，我不应退缩”。而当时的英国，工党即将执政，那一股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也当然难容海耶克的看法。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以及前述私人感情因素不如意下，海耶克乃出走至芝加哥，但因其具“争议性”，连芝大经济学系也不敢用，而是“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下聘的。值得一提的是，《到奴役之路》虽使海耶克在俗世的学术地位跌落至谷底，但也正足以彰显该书的成功。由当时捷克的私有化部长杰日克（T. Jezek）所言：“假如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要挑出一本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收起来、严厉禁止阅读的书，而任何散播和讲述这书内容的人，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他们一定会挑《到奴役之路》。”可以印证，这本书比欧威尔（G. Orwell）同类型的名书《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分别早二年、五年问世，可见其先知性。至于《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本文集，是重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和谬误，并阐明个人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跳脱纯经济理论的思索
到芝加哥大学之后，海耶克潜心研究哲学义理，所谓的非经济学重要著作是在这里完成的。一九五二年的《感官世界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讨论了知识论和理论心理学中的一些问题，如心灵的概念、心理世界和感官经验世界的分类与秩序，海耶克明白表示是受马赫（Ernst Mach）经验分析哲学的影响。同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书，阐述社会计划在思想上的错误根源，并指出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的谬误。而海耶克的呕心沥血之作应是一九六０年出版的《自由的经纬》（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该书系法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学的综合钜着，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自由的意义以及个人自由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建立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架构，展示法治的确切意义；第三部分则批判福利国家的经济制度，并探讨自由社会所应具备的经济制度，而以教育问题作为压轴。本书旨在说明自由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法治”（the rule of law），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在这本钜作之后，一九六七年海耶克再出版《哲学、政治及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文集，讨论了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行为规划系统的演进、自由社会秩序的原则、经济自由、充分就业、通货膨胀，以及民主社会中自由企业的权力使用等问题。一九七四年海耶克接受诺贝尔奖时，演讲词为〈强不知以为知〉（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再次尖锐批评经济学家模仿自然科学方法而得出种种错误政策，重申我们对复杂社会现象并无完全知识，因而不能随意把社会纳入一个特定的规划内来阻碍社会的自发力量。一九七三～七九年，海耶克又出版了分成三大册的《法、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第一册《规则与秩序》（Rules and Order）阐明“自发秩序”这一个观念对了解社会演进的重要性，并厘清法的意义，追溯法律概念的改变；第二册《社会正义的虚妄》（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批判社会正义及分配正义，彰显正义在延远的（extended）社会中的意义，并说明市场秩序的自发性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第三册《自由人群的政治秩序》（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指出现代民主代议政治兼具立法与指导行政的双重职能，将会危害自由社会的自发秩序，并就此提出确保自由的宪制安排、界定政府的功能。
海耶克晚年仍写作甚勤，甚至比早年还有过之，也许鉴于年轻时未能及时狠批凯因斯的《一般理论》而铸成大错，晚年对于影响层面更广、更深的社会主义乃拟作摊牌式的论辩。他在一九七八年时曾透露正筹备以“社会主义是不是个错误”为题的公开辩论会，准备向十二位有名望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挑战，后因故没开战（请参见夏道平先生〈海耶克未实现的一个最后愿望〉一文，载于《经济前瞻》第二十七号，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海耶克乃将所准备的资料整理成书出版，这就是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不要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这本书虽只有一八０页，但却是海耶克对社会主义盖棺论定的“宣言”，旨在指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理主义”、“可控制”的社会秩序这种虚妄信念上，并重申市场秩序与文明演进的密切关系。一九九一年伦敦经济事务学社（IEA）将海耶克在一九三一～八九年替 IEA所写的小册子及在该社出版的双月刊所发表的经济、政治，以及哲学论文结集成《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出版，其中有批评凯因斯学说的论文多篇，亦彰显了海耶克在经济学中坚定不移的立场。
精神永存的海耶克
上文简要的介绍，虽然或许只能摸到海耶克的一点皮毛，却已知可用“路遥知马力”来形容他，这也正是先知们的一般际遇。终其一生海耶克大半辈子是在孤寂中度过，早年受凯因斯学说压抑而倍受冷落；而在电脑运算计量模型蔚成风尚的一九五０和六０年代，他仍不随俗，而以“坐在椅中”的方式思索一些诸如“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之类的抽象且深奥问题，对于“人定胜天”的说法应是抱持极度怀疑吧！海耶克崇尚自然法则、自由市场的原则终生不渝，而认为任何创意规定个人行为的法律都难以符合人的意愿和理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个性、偏好与价值标准，在不妨碍他人情形下，应受绝对尊重和法律保障，不受他人侵犯。
这样一种孤寂人生，海耶克之所以能甘之如饴而始终“道一以贯之”，正是其“主观”概念身体力行的最佳注脚吧！其人虽已远离尘世，但其精神与学说当能永存！
最后，令人无限感慨的是，正当自由经济思想已获平反，而海耶克学说已重被肯定之际，高喊着“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台湾经济，在“六年国建”这种规划经济以及种种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方案的导引下，似乎正走向相反的道路；再由台湾有数位专家学者也是“蒙贝勒兰学会”会员的现实观之，更是令人感叹，而海耶克应也在天堂里跳脚吧！
注：本文由原载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经济前瞻》第七卷第三期之同名文章修改而成。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