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即将于3月召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共领导人面临着近十年来最大的压力，需要做出大胆的政策决定，以保障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今年年初，由于对增长减缓和通货紧缩加深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的担忧，中国股市跌至五年低点，这促使人们重提2015年时的动荡，当年的局势迫使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高级中国经济学家胡东安（Tommy Wu）对路透社（Reuters）说：“中国领导层上次面临这种压力是在2015年。”他补充道，“2024年是中国稳定经济的关键一年。
“然而，目前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他说。
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收紧资本账户以防止资金外流、同时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入资源以及将利率削减100多个基点，中国克服了2015的危机。
但这些政策弹药现在已经耗尽、变形或损坏，限制了当局的选项。当局需要修复停滞不前的经济，并且为寻找摆脱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的自我恶性循环而寻找出路。
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原因是开发商在多年的过度杠杆化、不良投资后面临一系列违约。由于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支出也难以维持。
由于与其他经济体的利率差距不断扩大，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人民币资产遭遇挤兑，而且随着廉价信贷流入产能过剩的中国工业园区，可能会加剧通货紧缩压力。
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3月5日开始举行年度会议，但没有迹象表明正在制定重大刺激措施或宏伟的改革计划。
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合伙人洛根·莱特（Logan Wright）对路透表示，“人们普遍低估了北京目前在通过财政政策或通过银行更快的信贷增长刺激经济的选择方面受到的限制。”
他说：“全国人大不会拿出‘政策火箭筒’，部分原因是中国没有通过其传统渠道保持增长的好选项。”
“作茧自缚”
逃离的投资者对当局没有公布解决去年暴露的结构性问题的明确路线图表示失望，当时中国经济未能复制其他经济体在COVID-19之后经历的爆炸式复苏。
市场希望制定明确的长期计划，以清理房地产行业、重组地方债务，并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更少地依赖对债务驱动的过度投资，更多地依赖家庭消费。
中共领导人宣布重大政策转变通常不是在全国人大，而是在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之间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
最初外界预计将在2023年最后几个月举行一次这样的全会，尽管会议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但会议尚未安排的事实加深了投资者对政策不作为的担忧。
预计李强总理将在全国人大上发表年度工作报告，并制定今年的经济目标，包括2024年经济增长稳定在5%左右，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但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新政策将资源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转向家庭，那么设定与去年类似的目标可能会损害信心，而不是提振信心。
华顿咨询（Fathom Consulting）估计，如今中国经济中每增加10元投资，只能获得0.2元产出，低于2002年的2.1元。
在需求方面，在中国结束新冠疫情封锁一年多后，消费者信心跌至历史低点。
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经济分析师乔·佩塞尔（Joe Peissel）对路透社表示：“缺乏投资者信心和企业信心。但根本原因是消费者信心。”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改革，将更多现金放入消费者的口袋里。然而，习近平此前曾对现金转移或慷慨的社会保障条款表示反感，所以这不太可能。”
经济学者和投资者现在呼吁的再平衡政策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提出过的步骤，但中国从未真正落实，导致债务水平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由于担心采取不同发展模式会打乱既有现状，政策制定者似乎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置于增长的可持续性之上。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此类措施以牺牲政府部门的利益为代价，赋予消费者和私营企业权力。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路透社表示：“现在如果进行重大转变，那将是承认严重的长期错误——这是不大可能的。”
他说：“中国陷入了困境，这是由于作茧自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