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讲阴阳平衡、相生相克，讲敬天崇道、盗亦有道，讲中庸中和、诚生万物，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中共将此破坏殆尽，而以“斗争”的绝对性来凌驾相生相克，这是一种无底线的坏，反自然反人性，的确确是一种“反宇宙的力量”（《九评共产党》语），“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序言）。因此，中共敢做任何坏事、恶事、丑事。
任何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无视或低估，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2020年6月26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发表对华政策讲话，反思美国对中共的错误估计——“随着中国日益富裕和强盛，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实现自由化，可以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主渴望。”他说：“这种错误的估计已成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党国体制之癌变
中共敢做任何坏事、恶事、丑事，但能否做成，则需要一系列条件。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共能做成那么大、那么多的坏事，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党国体制的支持。
从人类历史看，党国体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迄今人们知晓和公认的国家体制，主要是三种，即专制、贵族（寡头）和民主政体形式。但苏俄问世后，出现了第四种——共产主义党治制形式。中共的党国体制在苏联的基础做了些改变，并还在动态调整中；但这个国家体制，从根本性上讲，是有致命缺陷的，而这个缺陷又是自身解决不了。邓小平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远不限于此），迄今没有实质改变（诸如党政不分、党凌驾一切、控制一切、“一切统一口径”、个人独裁等等），甚至还在倒退（例如2018年“修宪”）。
中共的党国体制，不同于当今世界上的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无论从普世价值、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角度讲，还是从管理常识来讲，都是怪胎，是必须予以革除的。这可从下面两个问题中得以印证。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党国体制最初来自国民党（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一度向苏俄学习），但国民党后来能够民主转型，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呢？
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与共产党的有本质不同。这个话题很大，这里只简单提两点。第一，主义不同。国民党信奉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西合璧，是中国政治传统之精髓与西方政治文明之结合，民本、自由、共和、法治等是其价值观核心；且孙先生提出之“军政-训政-宪政”民主发展路径，又是国民党的路线图。
第二，国民党实行有限度的党国体制，保留和维护社会自由空间；而共产党则是“支部建在连上”，社会控制极端化，以杀立威。举例而言，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六百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以如此众多之党员干部，共产党尚感不能满足其新政权组织建设的需要，由此可见其社会控制力度之大。两相对比，泾渭分明。（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一书，全面推翻中共近代史观，雄辩的提出：中共国乃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中华民国才是走向共和之路。）
第二个问题，日本战后自民党也是长期执政（或谓“一党独大制”），为什么没有像中共这样滋生独裁与腐败？
日吉秀松写的“日本是不是一党制国家？”文章，对此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第一，日本绝对不是一党制，日本有众多的真正的在野党，一党独大也是建立在多党制度之上的；第二，日本有自由选举制度与议会制度，使政治人物谦恭；第三，日本有言论自由以及成熟的舆论监督机制，新闻自由的影响力防止政客堕落；第四，三权分立与特别搜查部机构（类似香港廉政公署或台湾的特侦组），任何政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以上四点，恰恰是中共党国体制所不具备的，也是其所排斥的，因此独裁与腐败横行。百年之际，中共情势有如末路狂奔，而党国体制则成了其摆不脱的枷锁（中共自己也不满意，一直都在“改革”，但却无法重塑）。
党文化之毁灭人
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共能做成那么大、那么多的坏事，在意识形态、党国体制意外，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党文化：党文化使中国人“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否则，如果中国人都有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怎么可能成功上演呢？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学生告发老师的人伦悲剧怎么可能在中原大地处处发生呢？
那么，什么是党文化呢？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如是定义：“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党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它是中共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精心塑造的“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产物。
党文化贯穿中共百年历史，一方面让人们对事实无从了解（党文化的一大功能就是对事实本身的掩盖或歪曲），另一方面通过灌输让人们以中共规定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话语系统、行为方式去思考、工作和生活，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其结果就是让中共在党文化环境中维持统治，继续为恶；同时也使人的心灵、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偏离正常人类状态，最终使人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对中国人的愚弄和异化，是包括中共高级干部在内的。虽然党文化维护了中共的统治，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共统治的僵化和僵硬，中共也是自尝苦果，或许这就是中共的自我毁灭的途径之一。
本文不能展开论述，这里只提出党文化在为中共统治辩护的两个问题。
第一，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变换中，中共为什么不能自我重塑？
在古代中国政治传统里，“马上打江山”不可“马上治江山”，从“打江山”到“治江山”，有个巨大的转换，就是“王道”的推崇（虽然这个“王道”也是杂以“霸道”的）。“王道”的政治哲学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典籍中都有明确阐述，例如，“德治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等。
但是，中共从本性上仇视中国传统文化，它否认有从“马上打江山”到“马下治江山”这么一个转换（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说，就是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因为能成功打下江山已经证明了其党文化的正确，在“治江山”这个新环境，它需要转换的不是党文化本身，而是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虽然文革浩劫对中共本身也是严重的摧残，但邓小平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也一再强调“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革命会吞噬掉自己的儿女”，而且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二，中共为什么只会用暴力来解决“合法性”问题？
现代政治学有一个主题，就是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正当性）问题，强调“除非得到被治者的同意，否则该政府不具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