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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过年过后，岛内新政初始，旧内阁走向看守，新政府还未上台。但近期两篇由英语世界重要国际政治公共知识分子撰文，却让我们看到了国际情势走向的不容乐观。一为弗格森（Nial Ferguson）在2月初发表于《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专栏文章；二则为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2月底于CNN的投书。两人平日针对国际事件纵使分属不同立场，但在这个时间点却不约而同的警告，混乱与冲突将会是2024开年后世界政治的“新常态”（the new normal）。而且这样的“新常态”，有可能从全球多点区域冲突，延烧成为“世界大战”。
拜登外交政策面临连续挫败事实上，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自2021年8月的阿富汗全面撤退以来，几乎在全球各个区域、各个时段连番挫败。2022年2月，拜登团队的外交斡旋，因未能阻止普丁入侵乌克兰宣告失败。甚至在战争初期，华盛顿也已决定放弃基辅。是乌克兰军民奋勇抵抗，让俄军陷入战争泥淖后，自由世界各国才以美国为首，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与财政援助。
但现在，美国《援乌法案》持续在众议院卡关。自2022年至今的核战边缘阴影，使得美国在援乌力度上，陷入一种“既希望乌克兰赢，又怕俄罗斯输”的进退维谷。乌俄战争因此成为彻底动摇后冷战美国自由主义霸权国际秩序的头炮，甚至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主权国家交往“不以武力改变边界”的原则。
2023年10月，哈玛斯发动奇袭造成以色列大量死伤、多名人质被俘。以色列政府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至今已将哈玛斯主要根据地加沙地带轰炸攻击不知几轮。普遍相信，哈玛斯背后持续有伊朗的支持；甚至在整个大中东，无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都有德黑兰的影响力存在。但拜登政府却对伊朗的种种作为几乎毫无作为。投鼠忌器，德黑兰临门一脚的核武开发进程，更让拜登的中东政策左支右绌。
而且，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所领导的保守联合内阁，虽然支持率奇低；但以色列多数政党与国人，却都支持以色列持续对巴勒斯坦进行战争。这让以巴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更显遥遥无期，拜登外交团队也在以巴问题上完全缺乏有效的切入点。
2023年12月，也门叛军胡塞组织开始无差别攻击途经曼德海峡（衔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商船。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货柜量因此减少近八成。扎卡利亚就认为，两百多年来，自英国海军到美国海军，持续保障全球海洋自由、维持自由航行。近代以来的自由贸易与全球化，都是以此为基础。而这个自由航行的基础，现正被胡塞组织打断。作为当代海洋自由守护者的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若是从自由航行的捍卫视角，审视中国近期在金门的行动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也只是共军“灰阶作战”的一环。从不断派军机侵扰海峡中线，到派“三无船只”进入我国离岛海域，都是为了改变现状、创造新现状，让台湾海峡“内海化”，并实践打断西太平洋自由航行的野望。但在处理如此对自由航行的蚕食鲸吞时，华盛顿至今仍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案；北京也毫无忌惮地自台海到南海，持续干扰自由航行的行动。
从“新冷战”（NEW COLD WAR）到“新常态”（NEW NORMAL）
照弗格森的说法，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持续受挫，全球区域的多元冲突，正代表后冷战至今，相对承平的时代已经结束。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到2022年乌俄战争前。近3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南斯拉夫内战、911事件后包含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反恐战争”，规模都比今日仍陷胶着的乌俄战争还要小很多。甚至按照《纽时》的说法，2023年底的美国中情局情报报告估计，自2022年至该份报告上线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士兵伤亡人数已达31.5万名，这几乎是俄罗斯战前兵力的90%。
但伤亡的惨重，非但没有阻止俄罗斯持续增兵乌克兰，北约情报部门与指挥中心更多次强调，为了应对未来2到3年内俄罗斯随时可能对东欧与北欧前线诸国的攻击，北约的重新武装与扩张已刻不容缓。甚至，乌俄战争的持久化，也没有抵销中国侵略台湾的战争准备。在全球都认为普丁不会真的出兵时，只有中情局准确预测俄罗斯必然侵略乌克兰后。我们或许也该认真面对美国中情局局长William J. Burns在多个公开场合警告“习近平已命令解放军做好2027年入侵台湾的准备”的说法。
从大量大规模战争、自由航行中断，到潜在冲突点压力上升。照扎卡利亚的说法，世界已从“新冷战”的“美中全球竞争”时期，又进入到另一个“新常态”的“多元区域冲突”时期。若自由世界将这些区域性冲突视为一次性的安全危险，只需要单独处理，世界就能恢复正常，这种想法显然大错特错。
因为不仅是冲突已成为新常态；更重要的是，上述挑战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家，从俄罗斯、伊朗、中国，到本文未提及的北朝鲜，正在组成一个弗格森所谓的“敌意轴心”（Axis of Ill Will）。综观拜登外交团队自阿富汗撤退以来的连番挫败，无论未来美国是否仍由拜登领导，若华盛顿持续对这个敌意轴心采取绥靖（appeasement）的态度，那我们离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距离，会比想像中还要更近一步。
我们与世界大战的距离比想像中近
因为按照弗格森的说法，2020年至今的全球局势，其实与1930年代的国际局势发展，有着高度的可比性。一战后，各国政府透过大量的谈判，确定了新的国际组织与国际秩序。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相信，在这些机制的带领下，各国可以共享和平红利。但曾经因为战败看似接受民主的国家，在经济不景气与政治局势混乱的背景下，用民主的方式与程序推翻了民主。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开始连结志同道合的国家，颠覆当时建立的稳定国际秩序。
但是，1930年代的人们，并没有理所当然地将发生在亚洲的区域冲突、太平洋的大国竞争，以及欧洲独裁国家的快速扩张做出连结。毕竟当时仍是电报时代，消息的传播速度与范围无法与今日比较。德国在欧洲的野心、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野心，以及日本在亚洲与太平洋的野心，对时人来说，都只有微弱的连结。回顾二战的多个战场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大战”本身终究是“多个区域冲突的聚合”。世界不可能真正进入霍布斯设想那种“所有人对抗所有人”（all against all）的“战争状态”（the state of war）。
同理，如今的我们相较之下，只是生活在一个资讯高速传递与大规模扩散的时代。若撤除这些当代通讯工具，基辅对乌克兰、德黑兰对以色列、北京对台湾，以及平壤对韩国的威胁，就只是区域内国家间的纠葛；我们也看不到这些国家彼此间直接和明显的横向联系。是因为当代无孔不入的资讯传递，我们才能了解到，虽然这些政权有着意识形态的高度差异，但基于独裁统治上的一致性，以及对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挑战的共同目标上，让这些“敌意轴心”国家彼此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甚至，若我们脑洞大开的假设一下，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袭的不是珍珠港而是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坚持在远东战场而不开辟太平洋战场。那美国可能不会这么快投入二战。轴心国也可以更从容应对在敦克尔克摇摇欲坠的英军，以及已经被打到只剩西南一隅的国军。甚至轻松赢得二战，并与美国划界而治，分领东西半球。所以这次，若是“敌意轴心”吸取了上一次轴心国失败的教训。在美国持续走向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情况下，让华盛顿接受划定东西半球势力范围的提议，世界局势就会越发危险。我们与世界大战的距离，就会变比想像中变得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