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密布的天安门广场
上世纪40年代，吕振羽担任过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的秘书。1949年中共建政后，吕振羽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一起，被称为中共五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从1963年起，厄运便降到吕振羽头上。从此，他被囚禁长达12年。
当时，吕振羽是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兼全国政协民族事务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顾问兼历史学教授。
被“隔离审查”四年
1963年元旦刚过，正在家乡湖南邵阳调研考察的吕振羽，突然接到北京急电，要他火速返回北京。吕振羽不知何事，一分钟不敢耽误，立即从长沙乘火车返京。
当他乘坐的火车抵达河北保定时，突然上来几个自称北京来的人，将他“请”下火车。一下火车，吕振羽立即被秘密“隔离审查”。审查人员向他宣布：不准同家人见面，不准与外界联系。
据李冰封的《呼天辨诬董狐篇》一文介绍，“（吕振羽）被拘捕的原因，谁都不知道。公安部门派人通知他的夫人江明，不准对任何人谈到吕振羽的去向，只能说他出差去了。吕被拘捕不久，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谢觉哉来吕家看望吕老，江明也只是不断哭泣，不能说出吕老的去向。”
“隔离审查”期间，吕振羽每天的主要活动是写交代材料，反省自己的行为。吕振羽的交代、反省材料不知道写了多少遍，一次次重写，一次次被驳回，再写，再被驳回……如此折腾了4年。
被关秦城监狱八年
1967后1月，曾经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吕振羽被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李冰封的《呼天辨诬董狐篇》中谈到：“在吕被捕期间，审讯约八百次，其中有七百多次，都是关于1935年11月开始举行的、历时九个月的国共两党谈判联合抗日事。去南京谈判的共产党代表是周小舟，联络员是吕振羽。开始谈判时，吕尚未入党，在谈判期中才参加了共产党。谈判的指挥，是（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化名陶尚行。整个谈判期间，吕振羽并不认识且未见过刘少奇，直到1941年他在苏北根据地的华中局党校，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当年谈判的幕后指挥员刘少奇。”
“七百余次审讯吕振羽的重点，是要他制造伪证，证明刘少奇进行了‘配合蒋介石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并说刘少奇等人‘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硬说南京谈判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干的。”
但是，无论是前四年的“隔离审查”，还是秦城监狱八年的“隔离审查”，吕振羽都坚持只讲他知道的事实，没有编造刘少奇“叛变”的话。
据历史学家候外庐的回忆文章，吕振羽在秦城监狱不仅不低头认罪，还一再抗争，甚至高喊：“打倒托匪陈伯达！”“打倒法西斯！”（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直到1974年，中国紧绷的政治气氛有所松动之后，吕振羽夫人江明才获准探监。当江明看到分别11年的吕振羽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她面前的吕振羽，须发灰白，脸色苍白，腰弯背驼，目光吊滞，说话音细且带有喘息声。
1975年1月，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工作后，江明再次向中央申诉。在邓小平的过问下，这年的春天，吕振羽获准回家治病，走出秦城监狱。
1963年吕振羽为什么被囚禁？
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曾在中纪委参与“瞿秋白案”复查的陈铁健讲：
“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
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要下令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呢？
因为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会”之前，中国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发生严重分歧。谈到导致大饥荒的原因时，刘少奇认为中央领导有责任，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被迫在会上承认自己也有责任。但从此，对刘少奇怀恨在心。
毛泽东要整刘少奇怎么整？如果能够给刘少奇扣上一顶“叛徒”的罪名，就不愁打不倒他。
早在1953年初，毛泽东因为对刘少奇不满，曾让原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时任国家计委主席高岗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今沈阳）被捕后的情况，也就是查刘少奇是否叛变过。高岗将这个绝密任务交给他的老部下、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纪委书记张秀山。
张秀山不动声色地将任务布置下去；然后，将收集到的材料上报高岗。之后，因为高岗被打成“反党联盟”自杀身亡，关于刘少奇“叛变”的问题，毛没有继续追查。
到了1962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与日俱增，于是，再次想起查刘少奇是否叛变问题。
那时，毛身边有一个整人的“高手”康生。有了毛泽东的手令，康生就开始找突破口。他当时分管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有一个历史学教授吕振羽。1935年，刘少奇作为中共北方局书记，具体领导与国民党的秘密谈判时，吕振羽曾参与其中。从1942年起，吕振羽当了刘少奇秘书。或许可以通过审查吕振羽，得到刘少奇“叛变”的口供。
康生找到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下令公安部官员，1963年1月5日，在河北保定，秘密抓捕了吕振羽。
吕振羽涉国共谈判的真相是什么？
1935年，日军已侵至冀东22县，直逼平津。这年10月，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按照宋子文的指示，要他的大学同学谌小岑，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谌小岑找到他的湖南老乡、历史学家翦伯赞。翦伯赞向谌小岺介绍了湖南老乡、历史学家吕振羽。
当时，吕振羽正在北平的中国大学任教，还担任了中共领导下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
1935年11月，吕振羽接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信，写信人为谌小岑。信中写道：“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龚两府联姻，方可共御外伤而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吕振羽接信后，明白“姜龚”，即蒋、共的谐音。吕振羽那时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与中共北方局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有联系，他觉得这是事关国共合作大事，便立即去找周小舟，请问如何处置。
周小舟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中共北方局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派周小舟、吕振羽去谈判，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
此后，国共双方举行多次谈判。由于分歧较大，1936年8月，国民政府通知：“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以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
同年8月，周小舟携带南京谈判的全部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谈判经过和有关情况。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对南京谈判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此次谈判，事先向毛泽东请示过，事后向毛泽东汇报过，根本不是后来办案人员说的“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干的”。
1967年吕振羽为何被关秦城监狱？
既然毛泽东对南京谈判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1963年1月至1967年1月，公安部密审吕振羽四年，没有得到刘少奇是“叛徒”的口供，为什么到了1967年1月，吕振羽不仅未获释，反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了呢？
因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深知：毛泽东想打倒自己的政敌，是不择手段的。
比如，文革中毛打了一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就是一起大冤案，目的是为了把刘少奇打成“叛徒”。
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毛明知是冤案，康生也明知是冤案，但当康生向毛提出查办此案后，毛立即表示同意。
最后，在毛的默许下，在康生的督导下，在专案组的高压下，硬是制造出了一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1935年国共南京谈判案，有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历史学家翦伯赞，一个是历史学家吕振羽。专案组的人以为，通过高压、恐吓、威胁，可以逼他们就范，供出他们想要的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罪证。
但是，专案组在这两个“老学究”那里碰了壁：翦伯赞宁可自杀，也不诬陷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翦伯赞和他的夫人双双服安眠药自杀了。吕振羽虽然被关秦城监狱，受到专案组高强度的审查，但他一直坚持不编造假话诬陷刘少奇。
最终，专案组没有能从吕振羽那里得到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口供。
刘少奇最终仍然被中共打成“叛徒”，但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中，没有提到1935年刘少奇“叛变”的事。
结语
吕振羽被监禁12年，无疑是一大冤案。但吕振羽冤案的平反却拖了很长时间。
据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介绍，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北京大学为文革中冤死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平反。胡耀邦通过其子胡德平向北大的张传玺提出：争取让吕振羽能够参加翦伯赞的追悼会，以便以这种方式将吕“解放”。
胡德平交代说：“吕老没有政治问题，已经出狱就医在家三年多了，只是由于尚未平反，外界猜测颇多，流言蜚语，影响很不好，如果能借参加翦老的追悼会之机，次日见报，这等于让吕老与社会见面了，一定会有很好的影响。”又说：“这个专案不在中组部，在中央办公厅一办（即刘专），归中央办公厅管，中组部无能为力，最好由北大党委写个报告送政治局，说明请吕老参加翦老追悼会之必要，政治局同意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一切都可解决了。”张传玺向北大党委书记作了汇报。“这位书记似心有余悸，面有难色，一直不肯表态”。最终，吕没能参加翦的追悼会。
此后不久，胡耀邦安排吕振羽出席“国庆”招待会，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透露，吕被“解放”了。
直到1980年1月，吕振羽冤案才得以平反。同年7月17日，吕振羽病逝。
从上面胡德平谈的情况看，吕振羽案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管的。
刘少奇专案组是直通毛泽东的。也就是说，制造吕振羽冤案的祸首，就是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