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还在北京和西藏首府拉萨两地，设置了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博物馆展览，以彰显中国政府所宣称对达赖喇嘛转世主导权的合法性。此种精心刻意的安排，公然违背了西藏传统，引发西藏人民的极大忧虑。（取自达赖喇嘛脸书）
1954年，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时年十九岁的西藏精神和世俗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见面。毛泽东尖酸地对年轻的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五年后，中国军队大举进入西藏并接管这个国家，迫使达赖喇嘛和其他许多藏人流亡。共产党人信奉无神论且嘲讽宗教，试图借由粉碎西藏文化和历史制度，摧毁藏传佛教寺院、尼寺和文物，压制藏传佛教宗教活动，来给西藏上枷绑锁，将之束缚于中国。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兴灭产生了过高的兴趣。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在过去两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称中国政府不仅控制了西藏领土，还控制了灵魂。那些文章宣称，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转世传统、特别是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拥有最终拍板决定权。
随着达赖喇嘛年岁渐长，中国政府对他的继承问题，越来越加码使力。依据西藏传统，当一位高级喇嘛（重要僧侣）去世时，其职位由被认定为其转世者来递补。这项传统深植于藏传佛教的精神和文化中。而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主义中国，其信仰取向是强烈且毫不妥协的无神论者，现在却试图控制达赖喇嘛转世认证的过程。这种胆大妄为的行径，显示中国政府意欲巩固对西藏的控制，在策略上不仅试图根本性地掌控削弱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更残害侵略西藏人民及其丰富的文化和文明。
中国政府除了最近针对此议题扩大宣传之外，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政府选出的西藏僧侣和共产党主要官员所组成，来主导下一任达赖喇嘛的选择与认证。中共当局还在北京和西藏首府拉萨两地，设置了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博物馆展览，以彰显中国政府所宣称对达赖喇嘛转世主导权的合法性。此种精心刻意的安排，公然违背了西藏传统，引发西藏人民的极大忧虑。
达赖喇嘛未来转世继承者的寻找及认证过程，必须依照藏传佛教转世传统的规范、以及达赖喇嘛对自身转世的立场来进行。根据传统，达赖喇嘛圆寂前所留下的指示，应做为寻找并认证其继任者的基础。然而，中共当局想要篡夺西藏的精神和世俗权威。中国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吃人够够的行为，包括立法干预、采取历史修正主义手段，并彻底否定达赖喇嘛指导选择其转世继任者的基本权利，甚至极力彻底消灭西藏文化，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
古老起源，崭新开始
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精神领袖，在世界各地持续吸引感召大量信徒与追随者。他的教导开示强调和平与慈悲心，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皆产生共鸣，过去数十年已让他享有非凡的地位。为了表彰他对全球和平与非暴力的贡献，他获颁许多国际奖章，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和美国国会金质奖章。
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受到的景仰敬重，与中国政府对他的谴责讨伐，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中国官员一直以来不断诽谤他，称他为“分离份子”和“披着僧衣的狼”，并把他的追随者嘲讽为“达赖帮派”。历史上自古即为独立国家的西藏（现在被中国占领）领导人达赖喇嘛，被中共当局视为威胁，尽管达赖自1959年以来一直流亡在印度。当然，威胁被严重夸大了。自197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已不再倡议西藏独立，而是主张西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实现真正的自治。自2011年以来，达赖喇嘛已经把一切政治和行政职责移交给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西藏领导人（司政），但中国政府还是持续指控达赖喇嘛煽动政治动乱。
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在整个西藏高原以及世界上其他藏传佛教的区域，都发现了许多转世喇嘛。（美联社）
2023年七月，达赖喇嘛欢庆八十八岁生日。在未来某个时间点，继承问题终将出现。中国政府希望由其来决定谁是下一任达赖喇嘛，中国官员对西藏神圣的转世传统（tulku，祖古）产生了高度兴趣。转世传统规定，藏传佛教的年轻喇嘛在其前任去世后，继承其宗教、经济和政治责任。鉴定转世喇嘛的过程，是依循前世喇嘛留下的指示来进行，并由训练有素的佛教学者进行，这些学者通常是前任喇嘛圆寂前就选好的。就达赖喇嘛转世而言，这个过程通常由达赖喇嘛圆寂前指定的摄政或西藏政府来监督。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在整个西藏高原以及世界上其他藏传佛教的区域，都发现了许多转世喇嘛：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不丹、印度和尼泊尔，甚至在蒙古和俄罗斯某些地区，都有许多藏传佛教修行者，特别是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Tuva）、布里雅特共和国（Buryatia）和卡尔梅克共和国（Kalmykia）。
喇嘛和官僚
2007年，中国政府主张对精神事务具有管辖权，宣布祖古（转世）制度只能在国家批准的情况下运作。转世喇嘛的选择认证，不仅要遵循传统先例，也要遵守中国法律。 中共当局于2007年透过“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了一项国家级法令，正式确立了先前由中国所控制的西藏自治区于1995年宣布的一套转世规则。
中国或许在官方层次是个无神论国家，但借由此类立法，中国政府持续介入公民的宗教生活。事实证明，过去中国政府干预西藏转世喇嘛选择认证的种种行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有个让人心酸痛苦的例子，就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转世，他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大知名喇嘛。1995年，五岁的他被达赖喇嘛认证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同年，中国政府强行让他从西藏家乡被失踪，当局随后将自己选择的一名男孩，提升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的男孩在二十九年后仍下落不明，他的父母以及确认他身份的搜寻委员会主要成员，也同样行踪成谜。
中国对转世制度的干预也助长了不良做法。依照中国法律，所有转世喇嘛都必须向政府登记，导致神圣的宗教行为变质成易遭腐败滥用的官僚程序。著名西藏学者、中国共产党高级成员降边嘉措（Jampel Gyatso）在2016年表示，参与认定转世喇嘛过程的中国官员们接受贿赂和腐败现象十分猖獗。在宗教和传统的幌子下，注册喇嘛的数量从2007年到2017年翻了四倍，从大约300人增加到1,300多人，此番增长更多是与腐败的政治利益相关，而非因为精神与宗教上的需求。这种政治干预，让西藏悠久光荣的传统蒙上了不确定性和怀疑的阴影。
除了把转世制度这个西藏文化和精神传统加以官僚化，中国政府还严重扭曲历史，以维护其涉足西藏宗教事务的合法性。《环球时报》2021年的一篇文章错误地声称历任达赖喇嘛都出生在中国。就算假定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并非所有达赖喇嘛都出生在被认为是西藏的地区。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是出生于蒙古的蒙古族，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来自今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门巴族（Monpa）。此外，中国政府还错误地声称清朝顺治皇帝于1653年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称号。事实上，“达赖”这个称号是蒙古语，意思是“海洋”，是蒙古国王俺答汗（Altan Khan）于1578年所授予。“达赖喇嘛”翻译为“智慧的海洋”，与汉语或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没有任何关系。
失踪的诏令
中国政府援引“历史”、或者说对历史的特殊诠释和理解，做为干预转世议题的基础。中国政府认定，其任命和认证转世喇嘛（特别是达赖喇嘛）的权利，是奠基于一份治理西藏的诏令之上【编按：《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该诏令据称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末的清朝。
然而学者们一直无法找到该诏令的原件或抄本。在诸多大清帝国的档案中，显然都不存在，没有发现任何中文或藏文版本。 中共当局援引一份藏文文件，宣称内文包括由“驻札大臣”（昂邦Amban，即大清国驻西藏大使）辖下官员所撰写的笔记。这份据说涵盖如何治理全西藏的诏令居然不存在（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不得不让人怀疑。而中国历代的国家档案管理，特别是清朝，在仔细保存大量文献记录方面，向来赫赫有名，那份诏令在档案中居然找不到，就让人更加错愕。尽管如此，现代中国政府依然声称其有权根据一份不存在的诏令来任命下一任达赖喇嘛。
同样讽刺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援引清代过去的历史，作为其控制西藏人民生活的基础。一个世纪以前，共产主义者和共和民族主义者皆谴责统治者来自满洲的大清王朝是“外国的”、“分裂的”和“压迫性的”。中共的成立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西方对中国的干涉）、“封建主义”（清朝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大清帝国的任何法律或律令在目前的中国公法中都不再有效。然而，不知何故， 中共当局认为在涉及西藏喇嘛转世问题时，就可以引用十八世纪清朝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试图援引清代过去的历史，作为其控制西藏人民生活的基础。（美联社）
当我们思考 中共当局为什么，且更重要的是何时开始对喇嘛转世感兴趣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这种犬儒主义就更加令人恼怒。1959年至1990年间， 中共当局并不允许藏人选择大部分藏传佛教转世传承的新喇嘛。直到1990年，即达赖喇嘛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政府才开始在西藏境内恢复祖古（转世）传统等宗教机制，以制衡达赖喇嘛日益高涨的声望。中国政府1995年推出的转世规定，就是为了让政府能介入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选拔。而 中共当局近年来试图援引承继自清朝的制度，并坚持历史的延续性——但中国法律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没有这样做——似乎仅仅是为了单一原因：控制下一任达赖喇嘛的任命。
有关来生的指示
在西藏传统中，当一位上师还活着时，并不鼓励讨论他的来世，那会被认为麻木不仁且缺乏尊重，好像整个社群热切期待喇嘛的死亡一样。中国政府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未来转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达赖喇嘛本人对这些揣测则淡然处之。例如，在2019年被问及他的来世时，达赖喇嘛幽默地回答：“我的转世急什么？我虽然已经84岁了，但我的健康状况很好。”
可以确定的是，达赖喇嘛和西藏社会并没有忽视他的圆寂和转世将对西藏和更广泛的佛教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这样一个无神论的共产国家不断诽谤达赖喇嘛，禁止展示他的肖像，却试图控制他的转世，这在观察家看来简直荒谬无比。2009年至2022年间，已有157个人在西藏自焚，以死谏吁求达赖喇嘛的回归和藏人的自由。中共在1950年代入侵西藏后，对西藏约6,000座藏族寺院和尼寺几乎进行了全面破坏，并强迫几乎所有比丘和比丘尼还俗，这些事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诡异感。超过总数的75%、数千吨藏族古代文物被毁坏、掠夺、或回收来取得其原始成分。这样的政党，现在居然声称有权选择佛教领袖，包括下一任达赖喇嘛，让人瞠目结舌。
2011年，达赖喇嘛针对其转世问题，发表了最清楚明白的声明，明确拒绝中国的干涉。他表示未来将留下清楚的书面指示，交由甘丹颇章基金会（Gaden Phodrang Trust，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执行，并咨询藏传佛教高级喇嘛们及藏传佛教信徒们。他进一步阐明，只有即将转世的个人，才有权决定自己将在何处转世、如何转世、及如何认证其转世。他明确表示，如果他在流亡中圆寂，那么他的转世也将出生在中国境外。这是对中国政府试图干预转世制度的明确谴责，这种观点在2019年流亡在外的藏传佛教和苯教（早于佛教的西藏传统宗教）的精神领袖会议上得到了强化。达赖喇嘛在2011年的声明中明确表示，他将在大约90岁时（2025年）阐明有关继承的指示。
然而，中国政府可能会拒绝藏传佛教徒和达赖喇嘛办公室做出的任何决定。所有支持宗教自由为基本人权的国家政府，都有责任支持，并坚持要求下一任达赖喇嘛的遴选过程，必须在没有 中共当局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
世人应积极发声，因为保持沉默就是恶行的同谋
许多世纪以来，藏人在处理达赖喇嘛的继承方面，一直维持复杂而神秘的传统。此既定程序基本上确保了顺畅简洁的权力交接，只有少数例外。 中共当局试图改变五个世纪以来西藏一直坚持的传统，篡夺达赖喇嘛选择其继任者的基本权利，这让人难以接受。
中国在道德或法律上无权干预达赖喇嘛的继承问题，如果中国坚持蛮干干涉，则全球必须回应此危急情况，以保护宗教自由、确保稳定。美国已经朝此方向迈出重大一步，于2020年颁布了《西藏政策和支持法》，该法案规定：“保护国际公认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包含确保藏传佛教宗教领袖的认定和设立。包括未来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在内的宗教领袖的任命一事，完全由藏传佛教信仰界根据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指示来决定，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干涉。”任何干涉此过程的中国官员都将面临制裁。
支持藏传佛教徒有权选择自己的精神领袖，这是保障全体世人人权的重要基础。（美联社）
尽管美国的立场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没有其他关键国家和集团的具体支持，这项政策就不会成功。其中包括欧洲和东南亚国协（ASEAN）、印度和蒙古等拥有庞大藏传佛教信徒的国家，以及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与达赖喇嘛有特殊关系的国家。
欧洲议会应该通过与美国类似的立法，明确指出欧盟（佛教是许多欧洲国家第三或第四大宗教）承认只有达赖喇嘛有权决定其转世继承。印度也负有采取公开立场的特殊责任。达赖喇嘛已经客居印度超过六十年，并自称是印度之子，因为佛教在两千多年前起源于印度。蒙古以佛教徒为主，其中大多数是达赖喇嘛的信徒，也应明确表示应该由达赖喇嘛决定自身的转世的立场。
日本经常接待达赖喇嘛，也是达赖喇嘛许多信徒的家乡，亦应发表类似的声明。达赖喇嘛是加拿大的荣誉公民，因此加国政府有责任保障他的宗教自由。对于韩国及某些东盟佛教国家而言，保护佛教的传统和习俗也很重要。如果中国政府径行选派第十五世达赖喇嘛而不受到任何抗议，这将为中共创造先例，让它宣称有权决定其他佛教国家的佛教僧伽/寺院领袖的候选者。
俗话说：“沉默就是共犯”。达赖喇嘛转世的议题就是如此。如果不积极捍卫公义和宗教自由，不仅会助长扩张主义政权的气焰，还会对亚洲和佛教国家带来不稳定的风险，进而对全球南方和北方产生影响。世界各国政府应该坚守原则，就此议题清楚表明立场。支持藏传佛教徒有权选择自己的精神领袖，这是保障全体世人人权的重要基础。
※本文的英文版（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Dalai Lama—To Control Tibet, Communist China Ventures Into the Spiritual Realm），刊登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2023年11月6日。
※作者洛桑森格博士（Dr. Lobsang Sangay），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首位民选司政（任期两届，2011年至2021年，司政相当于总理）。出生于印度大吉岭，印度德里大学法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目前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