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复旦师生合影
吴浩坤是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那一届招生40人，比1951级的12人多了不是一点点。
此时的复旦，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动，一是51年的思想改造，再就是52年的院系调整。历史系的教师队伍，有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胡厚宣、谭其骧、蔡尚思、马长寿、王造时、耿淡如、田汝康、章巽、靳文瀚、程博洪、陈仁炳、胡绳武等一大批专家学者。
历史系初次评职称，共评了一个一级教授、七个二级教授。周谷城是一级教授，学问博大精深，但他讲课是照着讲稿读。耿淡如先生也是读讲稿的。陈守实先生不读讲稿，他讲元明清史，分析问题很深刻，如果顺着他的思路往下钻研，是能够写出好文章的。可他的讲课，要竖起耳朵来听，讲话轻声的时候轻在喉咙，大声的时候会响遍整个教室。他有一次提到一本刊物，评价说：“《文史哲》上的文章好看么？”意思是《文史哲》办得不够好。
与其他老师相比，周予同先生和蔼可亲，待人有长者之风。他上课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有写大段板书的时候才看一下笔记本。吴浩坤对他开设的“历史文选”很感兴趣，想追随他搞经学史。1956年，吴浩坤大学毕业，就报考的是周先生的研究生。第二年吴浩坤被打成学生右派，周先生看着心疼，却爱莫能助。
吴浩坤在各种运动当中，一直是历史系重点针对的学生对象，经常受到批判。他爱讲话，喜欢发表意见，1955年因胡风问题受了批判，思想上总有些不痛快。1956年考上了研究生，却得了肺结核，情绪更坏。所以1957年上面派人来历史系召集研究生开整风座谈会，他第一个发言，把1955年的事情搬了出来，吐了一口怨气。没想到惹了大祸，被扣上了一顶右派帽子。
宣布的罪状中，还包括“反苏反共”。吴浩坤在寝室里说，过去有些人说美国什么都好，相信美国的月亮比其他国家的月亮圆，这是不正确的；现在向苏联一边倒，说苏联什么都好，也是不对的。这句话被人汇报上去了，定性为反苏。说他反共，也是因为在寝室里发议论，说农村的基层干部对农民很苛刻，又被汇报上去了。
其他同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1956年，复旦历史系一共招了十个硕士研究生，只有三四个人太太平平地毕了业，几个和吴浩坤比较好的同学都成了右派。一个是柏明，喜欢打篮球，还跑到华师大去听苏渊雷先生讲佛学，苏先生也是右派，最后给弄到东北去了。有人让柏明揭发吴浩坤，许诺可以不划右派。柏明不但拒绝，还发言支持吴浩坤，结果被打成右派。
一个是史书友，他是周谷城先生的研究生，发言时发了点牢骚，也划成右派。后来又说他是“反革命集团”，其实就是跟一个中学教师一起发牢骚，后来一直发配在安徽白茅岭农场改造。
还有一个是谢耀桦。原来是中学教师，考到复旦做研究生，跟耿淡如先生读西方中世纪史。他见吴浩坤在“整风座谈会”上第一个开炮，受到感染，也很激动，提了几句意见，再加上他有海外背景，父母都在台湾，也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
最可怜的是一个叫林光祝的同学，他是四川人，原来做过袍哥，这件事他一直隐瞒没说。1957年他小心谨慎，闭口不言，没出事，到了1958年还是抓进去了，最后死在狱中。还有一个同学，是青年团员，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是生活作风上出了问题，上吊自杀了。
相比这些同学，吴浩坤还算幸运，一直留在学校监督改造。在复旦历史系的众多教授中，吴浩坤跟胡厚宣先生是最熟悉的。
胡先生在复旦整整待了十年，当初是周谷城先生邀请他到复旦史地系任教的。抗战刚刚胜利，他就专程从大后方成都赶到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去收购流散在民间的甲骨。后来是因为铁路中断了，他才答应周先生的邀请来复旦教书的。他那个时候也做甲骨买卖，为此解放初思想改造时受到过批判。他曾经在课堂上讲，他出书挣了很多稿费，光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被当时的教育部评为科学发明二等奖，拿了八千大洋。
1954年，中科院历史研究所要调胡厚宣进京任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明确表示反对，复旦也拒绝放人。事情拖到了1956年，高教部扛不住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找了周恩来，周恩来批了条子，由国务院下发调令，复旦只能放人。胡厚宣和夫人桂琼英，还有他带的研究生裘锡圭，也一起去了北京。
胡先生在复旦待了十年，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批胡风等一系列运动，竟然发表了八篇重要论文，出版了八部著作，太不简单了。
胡厚宣去了北京后，差不多每年要回一两次上海。他每次回来，或写信，或发电报，都会事先通知吴浩坤去接站。有时候也托吴浩坤买一些书刊寄往北京，收到书刊以后，他会特意多寄点钱给吴浩坤。吴浩坤当时生活很困难，研究生每个月的补贴最初是六十块零五毛，比助教多五毛钱。后来有人提意见说，研究生还在读书，没有理由拿这么多钱，补贴要降，于是就降了五毛。等吴浩坤划成右派后，每个月就只有三十块钱的生活费了，要养活妻子还有小孩，不免有点紧张。胡先生的日子一直比较宽裕，解放后他在复旦评上了二级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是三百零六块，他老是留吴浩坤吃饭。
胡先生在复旦任教时，曾请顾颉刚先生来给历史系学生讲过课，讲了两节，然后带大家到苏州访古。苏州是顾颉刚先生的家乡。大家到了苏州的白塔中学，一人乘一辆黄包车，拉到虎丘。全班四十个学生，一人一辆黄包车。一起去的教授，除了胡先生和顾先生，还有谭其骧与田汝康两位老师。整个黄包车队，像一条长龙，非常壮观。
这样的景象，后来就再也没有过了。
文革时，吴浩坤被归入牛鬼蛇神，但他的身份是右派，属于“死老虎”，又因为年轻，算“小老虎”，所以没受什么冲击，一直在牛棚劳动。复旦历史系的牛棚在100号靠登辉堂楼下的一个房间，睡觉是打地铺。平时的工作是打扫厕所，到学生六号楼做卫生，帮助绿化组种树，要么就是学老三篇、读小红书。姜义华是牛棚的“牛长”，后来写作组把他调去做联络员，就叫吴浩坤当牛长，负责汇报情况。有一次谭先生和吴浩坤说，老是看小红书要打瞌睡，不妨来下围棋。吴浩坤就找来一张纸，在上面画了十九道格子。两人对弈时，一个人在上面画圈圈，当白子；一个人打叉叉，当黑子，一来一往下棋解闷。
当时，很多老师都住在牛棚里面，吴浩坤作为牛长，是要向上面汇报情况的，他不但尽量少汇报，而且还让大家少劳动。陈守实先生临死前跟家人讲，要好好报答吴浩坤和柏明。他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挂了牌子，到学生食堂吃饭，要排队打饭。他难为情，不想去。有段时间，都是吴浩坤跟柏明去学校食堂，一个给他打菜，一个给他打饭，带回来给他吃。
红卫兵去陈守实家抄书，头目陈连丹叫吴浩坤和柏明一起去。吴浩坤个子高，就负责把陈先生书房架上的书拿下来。陈先生站在一旁，陈连丹就坐在旁边盯着。为减少损失，吴浩坤每一本书都问陈先生，因为他夫人也是搞研究的，吴浩坤就故意说“这是你夫人的”，就丢在旁边。当吴浩坤看到陈先生的日记时，他不动声色地推到陈先生夫人的那堆书里。这二十来本日记如果被翻出来，那可不得了，又会罪加一等。
2024-0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