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中美建交后签署的第一个协议。该协定于2023年8月到期后，以两度延长半年的方式维系至今。虽然中国在40多年前向美国开启了交流大门，但近年来中共利用美国开放的环境窃取科研成果，以至于美国朝野担心中共的行为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在当前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这个协议是否能长期续签？续签谈判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今年2月底到期。在这前后有一段时间，中美双方都没有证实是否延期，导致一些人怀疑有可能不会再续签。3月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中美两国同意再延长半年。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复本台置评请求时表示，延长是为了继续协商，以修改、扩大及强化该协定的保护机制。
已经有45周年历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最近一次续签是在2018年。这次中美两国商谈如何续约，美方无法透露牵涉哪些议题。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则以书面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科学技术交流合作本质上对双方都有利，具体细节须向中国有关当局询问。
中美是否会继续签署这个协议，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
一名美国国务院前资深官员对本台指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问题，追根究底就是“科学”和“政治”的博弈。目前看起来有很多强而有力的科学理由需要维持这个框架，但现实中又面临需要针对国家安全、知识产权、实验室互惠准入、研究经费资助等议题进行调整的挑战，以回应外界的关切。不过，在此之上更大的问题更在于，“美国希望在口头上如何对待中国，以及究竟打算和中国建立哪样的关系？”
续约的疑虑
1979年签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涉及农业、能源、航空、医疗、环境、地球科学与工程等多个领域。
不过，随着过去数年间发生的多起学术研究争议案，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的白宫技术政策顾问克拉夏斯（Michael Kratsios）指出，该协议的互惠善意原则遭到中方恶意使用，造成中国“不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技术和研究成果”。他不断倡议，美国应该让该协议终止。
2008年，北京推出以吸引海外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支援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千人计划”。在海外的一些大学教授为了高薪或资金，放弃终身职位到中国做研究。研究中国技术转移的私营国防承包商SOS International主管莫维农（James Mulvenon）告诉纽约时报，除了大学教授，政府科学家和美国企业是中共当局积极吸纳的目标。美国执法部门发现，中国政府近年来透过“千人计划”窃取美国实验室的敏感技术，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19年中国对美国学术界的风险报告，北京军情单位可能透过访问学者、交换/留学生等与美国学术人员取得联系，再以私相授受、参与合作、利诱或商业化等方式剽窃、抄袭科研成果。风险最大的学术领域包括资讯科技、航天设备、新能源汽车、电动设备、农业及生物医疗技术等。
2020年起被联邦调查局通缉至今的叶延庆（音译）是中国解放军中尉，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在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以交换学生的身份到波士顿大学念书时，执行了多项中国解放军军官指派的任务，例如评估美国军事网站，并向中国发送美国文件和信息。
同一时间被起诉的是在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工作的郑朝松（音译）。2019年12月9日，郑朝松偷偷带走实验室的生物研究试瓶，企图回到中国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结果。2021年1月6日，郑朝松被判处服刑约87天、3年狱后监督，并被下令驱逐出境。
而在美国，曾被同行看好为下一届诺贝尔奖得主的哈佛大学前化学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参与过许多美国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等政府计划。但他却没诚实汇报自己受雇于武汉理工大学，以及曾经在2012-2015年参与过“千人计划”的历史。2023年4月26日，利伯被判服刑2天、2年狱后监督和6个月居家监禁，还有罚款5万美元，并对美国国税局赔偿3万多元美金。
参与最近一次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克拉夏斯撰文表示，尽管该协定后来续签时加入了保障知识产权的条款，但中国共产党的剥削行为依旧没有受到约束：“允许《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失效能向北京传达强烈的外交信号，那就是纵容中共技术盗窃和不良交易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将迫使中共领导人承认，他们的敌对行动、挑衅和拒绝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破坏了几十年来享有的开放科学合作基础。”
《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是在1979年1月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时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的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改造中国
美国与中共政权建交，很大原因在于双边都想制衡苏联、结束越战。两国建交后的第一份协议就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只是协定的执行不免受到两国关系走向影响，例如1989年六四后就曾被暂时搁置。
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费能文（James Feinerman）介绍，“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才真正出现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科学交流这方面。第一批赴中的群体，很多都是技术性很强的人员，他们研究板块和地质学，或者高级物理学、生物化学等。”他说，哥伦比亚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一等中国1979年开放，就带了100名中国物理学研究生到美国攻读博士。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主政的华国锋、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也掀起了中国一波公费留学热潮。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就是当年第一批“77级”大学生，毕业后因为考研成绩过人又成为第一批可以公费出国的研究生。他说，当时是由“中国教育部来规定统一规划，所以考的好的就给你名额出国留学。那个时候出国成风，出国留学是年轻人最想做的事情。那么出国呢，美国又是首选。”（备注：李少民申请到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由于美方提供全额奖学金而没使用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后来他转学到普林斯顿大学研读人口学。）
赶上中美交流热潮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曾经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北京的办公室主任，他说当时“大概90%以上是中国科学家向美国科学家学习”，但有些项目中国也能有些贡献，像是让美国科学家到云南研究滇金丝猴，还有了解中国如何预测地震。
奠基中美科学合作基础的还有让孕妇增补叶酸，以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的重大发现。神经管畸形指的是，胎儿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发育过程发生障碍，而造成无脑儿、脊柱裂等症状。
林培瑞指出，“共产党一直希望能向美国科学家学东西，把先进的科学（成果）拿过来就是他们很大的一个目标。美方则是从一种比较天真的理想主义（出发），跟任何国家应该建交、应该交换科学。”
去风险不脱钩的续约
美国对科学与技术采取开放的态度有利于创新，但质疑科学交流的人指出相较于美国的开放，北京刻意选择发展几个重要战略技术，并在近几年取得优势。
中国带着竞争和总想弯道超车的心态，让美国对美中交流有了不同看法。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专家黄志环（Jennifer Bouey）直到研究中美两国艾滋病的防治合作历程，才了解到原来科学有“界线”，不是原先想的那样理所当然。当时中美能在2002年起的十年间就艾滋病防治合作密切，是因为美国不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经济上也有很大意愿进行接触，甚至帮助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但黄志环说，中国态度近年出现改变，认为自己已有完善的疾病监管系统及疫苗发展，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不再需要美国救助。而美国也在恶化的双边关系之下，因为北京掩盖新冠疫情而对北京失去信任。
美国国会2023年的研究指出，在所有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呈报数据的国家当中，中国赞助研发的金额从1991年排名第七，到了2019年晋升到第二名，仅此于美国。此外，中国的“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把加强与国外的研究关系作为重点工作之一，目的是让中国成为全球科研中心。
美国政界的担忧对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来说十分合理，不过他们提醒不要因此矫枉过正。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克维尔森（Steven Kivelson）以他的领域为例表示，中国投入很多资源研究量子材料，如果中美中断交流，美国将无法追踪到中国的最新进展。他在参加世界最大的物理学会议时发现，“令人兴奋的新发展要么来自中国，要么来自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新一代学者。我没有具体数字，但我猜想超过50%的会谈人为中国人或华裔美籍科学家。”
曾任职美国宇航局（NASA）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切尔森（Peter Michelson）也指出，中国天眼是全球最先进的无线电望远镜，他透过以前指导过的中国学生使用了云南观测站。这项计划受美国宇航局部分赞助，但非直接双边合作，因此符合规范。他说：“我们达成协议，提前制定好，内容十分简单明了，我们做什么、他们做什么，然后共同发表成果。”国会应“现实地评估是否真的存在国安威胁或技术转让疑虑……。如果了解该领域的技术专家判断具有一定风险，就应以有限的条件进行，例如在美国政府实验室，或以商业化的方式完成。”
米切尔森强调，美国教研机构之所以能世界一流，主因是接纳了许多国际学生，并与海外学术界保持接触。维系《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至少能“稳住这份承诺”。
数据-两国谈判的最主要障碍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续签谈判上，中国希望大环境能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则希望限制合作领域，并要求共同研究项目仅能用于和平目的而非军事用途。文章并引用曾经因为美国大学“恐中”而愤而辞职的学者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指出，数据的使用是目前两国最主要的谈判障碍。
由于不少新技术和应用都涉及数据、甚至军民两用的特性，中国针对数据的使用还通过了《数据安全法》，双方如何达成共识正左右协定谈判的命运。现为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院学者、前美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克里（Cameron Kerry）对本台表示，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技术，不仅在研发还是计算容量需求都需要大量国际合作，中美两国也是彼此最大的合作对象，但这些技术可能用于军事武器，因此对美国来说，协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也将应用“去风险而非脱钩”的原则：“我认为这对中美双边都是很困难的谈判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费能文强调，《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并非只有象征意义这么简单，它更意味着两国间的交流是否受到国家批准，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即便我们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充满敌意或有问题，我们想要深耕当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要他们与我们往来。撤离不接触与我们的目标似乎是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