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曾经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跟共产党走得很近。但是，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却突然与中共决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汪精卫与中共合作的三原因
从1924年孙中山主导国共合作以来，一直到1927年6月初，汪精卫与中共保持着合作关系。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受孙中山影响。
孙中山自从决裂清廷走上革命道路后，饱受挫折。
1917年苏俄十月政变后，列宁为摆脱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局面，建立共产国际，到各国寻找代理人，并向各国输出革命。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
当时中共太过弱小，苏俄便在中国寻找其他同盟者，并借这个同盟者壮大中共。苏俄找来找去，发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可资利用。1919-1923年，苏俄多次派代表与孙中山商谈。
苏俄一方面宣告废除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出钱、出枪、出人，帮助孙中山搞“国民革命”。这两点对孙中山的诱惑很大。
在苏俄代表反复“公关”下，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联俄，就是在接受苏俄金钱、枪炮、物质援助的同时，接受苏俄顾问鲍罗廷、加伦等帮助改组国民党，建立国民党的军队。容共，就是容许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任职。
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国共合作的开端。但仅过了一年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就去世了。
汪精卫与孙中山的关系不一般。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曾说：“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
汪精卫在国民党一大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中央执委，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后随孙中山到北京，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成为孙的接班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对于孙的“三大政策”，他自然不会轻言改变。
第二，得到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派驻在孙中山身边的代表操控孙在广州设立的“大元帅府”。
1925年7月1日，大元帅府改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又称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后来回忆说：“（共产国际）其利用国民党与消灭国民党是有严格计划的，计划的第一步，便是要在国民党中，找到具有相当资望而又‘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人，作为他们唯一的工具······当时鲍（罗廷）、加（伦）两人拟议的共有三人，便是兄弟和汪精卫、戴季陶，他们详加考虑后，便各自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此一番评定后，汪精卫被选中了。”
1926春至1927年初，汪精卫出国养病。据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一文讲：“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
汪精卫回国途中，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开幕。会议作出如下决议：（1）撤消政治委员会主席，改为七人主席团集体领导，选举汪为主席；（2）撤消国民政府主席，以五人为常务委员，汪是五人之一；（3）撤消军事委员会主席，设数人组成主席团，汪为主席。
这些都是斯大林的代表鲍罗廷一手操办的。
第三，他的一些理念与共产党相合。
汪精卫是较早意识到中国反帝革命成功要依靠一场“世界革命”才能实现。这是他起草的“总理遗嘱”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句话的由来。他还对苏俄“以党领政”、“以党领军”极表赞同，认为这是终结国内军阀割据的最好办法。他还对共产党宣传群众的做法很欣赏。
亲中共的汪精卫最终怎么也反中共了？
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国民党反共阵线不断扩大。
中共自1921年建立后，经费是苏共提供的，领导人的任免，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全都是共产国际说了算，更确切地说，是斯大林说了算。
斯大林对中共的一切指示，都以维护苏共、苏联的利益为转移。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中共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内部不断扩张势力，在国民党内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占据越来越多领导职位，利用国民党的名号在工人农民中采取许多激进做法等，使许多国民党人感受到威胁。
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向中共提出更激进的斗争任务：“中共应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
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等。
1926年7月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号召工农，在北伐军经过的城乡，针对地主、乡绅、外国人，搞了许多过激行动，包括滥杀、抢劫、强奸等，引发更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
国民党元老中，最早站出来反对中共的，是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老同盟会员，其次是以林森等为代表的“西山会会议派”，再次是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监察委员，再之后，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队实力派。
当时，斯大林要求中共对蒋介石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
但是，没等这样的事发生，蒋介石先下手了，1927年4月12日，发起“清党运动”，将所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全部清理出去。同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随着“4.12”事变的发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广东、福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归附国民党的西南诸省，先后都站到蒋介石一边。
第二，北洋政府反共行动影响巨大。
1927年的中国出现三个政府：张作霖主导的北京政府；蒋介石主导的南京政府；汪精卫主导的武汉政府。
1927年4月6日，北京政府突袭苏联驻华大使馆，抓捕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80多人，截获一大批秘密文件、枪支弹药、旗帜印信等。
军警共查获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有“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
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
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绞死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李大钊死后，张作霖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将苏共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大曝光，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张作霖此举对汪精卫最后走向反共无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武汉政府情势危急。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1926年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又称武汉政府。
1927年3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的操控下，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加上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选出的80名执委、监委、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占1/3，亲共左派占1/3，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及其秘书，中共党员占一半以上。
至此，武汉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
随后，鲍罗廷在武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议“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在鲍罗廷的主导下，武汉政府剥夺了蒋介石的党政军大权，迫使蒋介石走上与共产党决裂之路。
蒋介石发动4.12清党和建立南京政府后，国民党内各种势力逐渐集合在蒋的旗帜下。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实际有效控制区域，只剩下湖北和湖南两省。
1927年5月17日，湖北的夏斗寅响应南京政府号召，发动兵变，通电声讨武汉国民政府，从宜昌发兵攻打武汉，前卫部队逼近武昌。
1927年5月21日，湖南的许克祥发动兵变，包围、封锁20多处中共机关，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地主，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湖北的一部分地区脱离武汉政府。1927年6月22日，武汉政府唯一还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转向蒋介石。
汪精卫主掌的武汉政府陷入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第四，苏共的“五月指示”令他猛醒。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约见汪精卫。罗易认为汪精卫政治上是亲共的，为了表示对汪的特别信任，他将苏共发给中共的“五月指示”告诉了汪精卫。
从汪精卫后来的复述看，该指示主要内容有四：
一是搞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但不没收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以免激起兵变；二是改造国民党中央，在执委会中增加农工领袖；三是武装两万中共党员、五万工农群众；四是要求国民党左派领袖组织革命法庭，审查反共军官。
汪精卫得知“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苏共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掌控国民党，最后取代国民党！
苏共的“五月指示”，像一记重锤，终于敲醒了汪精卫。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中共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至此，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划上句号。
结语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势力中，汪精卫是最后与中共决裂的。
从1924年开始，国民党内就不断有人对汪精卫容共进行警告、劝诫、反对。特别是1927年他从国外回到上海后，蒋介石曾苦口婆心劝他清除共产党，他不听。
结果是，原来拥护他的国民党人，一批接一批，都跑到蒋介石一边去了。他渐成孤家寡人，但他还没有醒。直到罗易给他看了苏共的“五月指示”后，他才如梦方醒。
完全可以说，是共产党一步一步把汪精卫逼上与之决裂之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