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上初中，学校开设生理卫生课。任课老师是一位北大毕业生，说话细声慢语，不慌不忙，动作优雅，穿着得体，课讲的也很生动，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因此她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
有一天，讲人体骨胳结构，那位老师推着一个挂着一副骨胳的架子进了教室。到了教室，那骨胳在架子上晃呀晃的，好长时间没停下来。当时我认为是骨胳模型，不是真人骨胳，因而看上去虽感不舒服，心里倒也不太害怕。上课了，老师细声慢语告诉我们，这是一副真的骨架。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感到浑身不舒服。可能不止一个人像我这样流露出害怕的表情，那位老师就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骨架，是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被枪毙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
仿佛是一服镇静剂，老师的话让我们安静下来，我顿时感到心里踏实多了，不再害怕，认真地上完那堂课。下课时，那副骨架又随着老师的身影晃呀晃呀的去了。
几十年之后，我常常回想，多么可怕的逻辑啊，多么麻木的人群啊，多么成功的洗脑运动啊，以至于一个半大的孩子，当听到那人是反革命时，居然就可以不用再害怕他的骨胳，可以心安理得地上课，可以紧盯着那副骨架只想了解人体的结构，可以觉得他就应该挂在那里晃呀晃的给人看。他们不仅仅是杀了那人的肉体，也同时杀死了我们这些孩子和老师的灵魂。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期，2011-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