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供职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吴伟先生说过一件事，在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还提出了“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等等。邓胡的这次谈话，很遗憾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
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公开谈论权力过度集中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分华国锋的权，当时华国锋一人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复出的邓小平要从分华国锋的权力入手，才能为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所以邓小平坚持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不宜过多，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
撇开他的直接的政治目的不论，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那个“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党管一切的原则的否定，同时，邓小平诚心诚意认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并且他确实做到了。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任期制，中共内部也在他领导下搞了隔代接班人和两届任期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真正提出大胆彻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方案的人，是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他提出的方案曾被称作“中国庚申改革方案”，他在政改方案中明确提出，全国人大改为两院制，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由各级政府独立负责，让中共退出行政机构，同时建立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农会，其领导人完全由工人、农民自由选举产生。司法彻底独立，开放报禁，中共机构实行分权制衡。
这个设想曾经在中共高层引起热烈讨论。此时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中共高层立即有唇亡齿寒的感觉，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立即封杀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宣传。中共保守势力认为自由工会必然对中共政权构成巨大威胁。
资料图：廖盖隆
邓小平很快就认同了保守势力的立场，也就不再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转谈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从那时起，邓小平就开始考虑，在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之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几年下来，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阻挠，邓小平看到经济改革根本搞不下去，于是从1986年上半年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当然也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已经开始，邓小平认识到列宁式的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章中说“人民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些在宪法中有庄严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1986年邓小平主要关注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