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世界讨论公共话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政治专制对于言论自由的钳制。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敢于反抗或能够摆脱专制的人们就一定可以健康地展开公共讨论了。
一则，为专制钳制既久，长久没有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就像在单人牢房里关久了一样，不免减弱乃至丧失沟通能力。二则，与一般的专制政权相比，中共的极权专制特别致力于按其官方意识形态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乃至于反抗者也难免陷入其观念和语言之中。第三，在强大的国力和对于技术革命成果的应用支持下，中共在精神领域的“长臂管辖”延展到了自由世界，以中文世界受害尤甚，专制政权在这里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扰乱和破坏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
可是，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正是去除专制的必要条件之一。这就出现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人们不能讨论公共事务，就难以打破政治专制，而专制政治也正是死死地掐住了不让人们讨论公共事务，至少是千方百计使人们难以展开健康、理性的公共讨论。如此怪圈，从何打破呢？
从“好好说话”开始
作为公共事务的研究者和公共讨论中的一个发言者，我关注这个怪圈并思考如何打破它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采取行动却是在前不久。3月20日，我借助X（推特）发了几句话，如下：我一直有心在公众中做理性讨论的试验，这次受到“绿“同学启发，要在这里提出“好好说话”的倡议。个人力量微薄，希望得到朋友们赞成并帮助推广。怎么样才能“好好说话”？需要有一些最起码的规范。我这里先说一条：1.不用脏字。盼望朋友们2、3、4接龙下去，逐渐可以发展出文明人讨论公共问题的一些规范来。
不错，我认为，要打破政治专制对于公共讨论的钳制和戕害，可以从“好好说话”开始。为什么呢？理由很多，涵盖从哲学原理到日常实践的很多层面，本文仅仅试图讨论其中一些针对极权专制所造成的前述三项问题的考虑。
从丧失沟通能力到恢复沟通能力，应该从最为简单的沟通规则学起。这也像小孩子学说话，要从简单的词语开始。公共讨论中，最简单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曾经认为是区分事实与意见，但是，观察中文网上言论多年后，我想我还是幼稚了。中共一向以混淆事实为能事；在其统治下几十年下来，国人认知事实的能力难免受到戕害。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所谓“后事实、后真相”的信息革命时代，这种能力势必受到进一步挑战。认知事实已经成为高
级能力，而不是简单的事情了。现在，我把“不用脏字”、“好好说话”作为最简单的沟通规则提出来，是不是也还是幼稚了呢？
文明世界本来有很多关于公共讨论的相应规则。对我的倡议，就有好多网友提及“罗伯特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不过，我认为那还是复杂了。而且，这里有个适用范围的问题。罗伯特规则适用于开会，尤其是涉及做决定的行政类会议，并不适用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学术界的讨论会也不用罗伯特规则的，而是另有相关规则，比如“查塔姆守则”（Chatham House rule）。行政会议和学术讨论都是公共事务的讨论，但公共讨论的渠道和方式却要远远多于这两种。
我认为，只要是在谈论涉及公共事务的话题，那都是公共讨论。比如，饭桌上的谈话也可以是公共讨论——经济学大师阿尔伯特·赫什曼（Albert Hirschman）写过一篇不怎么为人所知的论文，讲的就是古希腊的民主与那里的公共饮宴直接相关。显然，饭桌上的谈话是不适合使用罗伯特规则的。
辨筛“五毛”的第一法则
当然，我对赫什曼上述论点存疑：中国人不比古希腊人更喜欢扎堆儿吃饭吗，怎么就没有因此发展出民主政治来？如果有时间，我倒很想钻研一下这个问题。现在的直觉是：吃饭时讨论什么话题，如果是讨论公共话题那又是不是有文明规则，恐怕都是可以探究的原因。
罗伯特规则不适用，并不是说饭桌上的谈话就可以没有文明规则。前几年新冠疫情初起时，我写过一组短文，其中有三篇专门介绍了康德建议的“饮宴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关于饭桌上的谈话的。我在那里曾经写道：“如果中国人在公共辩论中也能实行康德饮宴原则，则中文世界的思想辩论不仅文明水平可以上路，恐怕智力水准也可以有所提高滴！”其实，从日常生活的观念和语言入手来清理中共对我们思想与表达的荼毒并对接文明，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始解决本文开头所说的第二项问题，也是每个人毋需担心政治迫害而容易入手实行的。
至于第三项，即中共对于公共讨论的扰乱和破坏，一直在引起很多关注。“五毛”这个词汇如今已经有资格进入汉语词典了吧，即是一例。但是，如何应对，似乎很难，结果常有造成更大困扰的情况，比如到处看到“大外宣”的影子而引发骂战，那真是老电影里说的“中了共匪的奸计”哈。我倡议“好好说话”，并把”不用脏字“放在第一条，恰是窃以为这可以帮助人们鉴别”五毛“，不妨说是辨筛”五毛“的第一法则。
我敢说，“五毛”没有一个是会好好说话的；张口就骂的不都是“五毛“，但”五毛“一定都是张口就骂。所以，在公共问题讨论中，但凡你好言好语和它说了又说，而它还是不停顿地骂了又骂的，它是”五毛“的可能就很大。如果我们在公共讨论中都不用脏字、都能好好说
话了，中共派出的”五毛“也就很容易现出原形，因此也就难以起到中共豢养它们而想让它们所起的作用了。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