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稳信息员”到“社区工作者”，中共当局对于基层人民的信息的收集和监管不断升级。据社区工作者披露，他们的工作内容除了“维稳”之外，还有许多“不光鲜的地方”。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布了《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要求社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对于社区工作者的演变，江苏省的李静（匿名）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期间，好像是叫网格员，做的是类似之前居委会的工作。现在的叫社区工作者，是一个专门开设的岗位，来我们家的社区工作者都很年轻，而且问的问题也详细很多。
市民的海外关系是当局关注的重点
李静第一次遇到的社区工作者是两位看起来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姑娘，她们拿着表格，按部就班地问她家里有几个人，其中几位在这个地址常住，是干什么的，不常住的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
她提到自己儿子在十多年前大学毕业后就前往美国留学，虽然户口还未迁出，但已经在美国定居。对方当时没有追问，但很快就再次上门，详细询问她儿子在美国哪所大学读研，现在在哪家公司工作，做什么的，在美国的家里有几口人。
李静后悔提到儿子最近刚结婚，妻子是早年移民美国的台湾人，“对方听说这点之后，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又拿笔记录了好多。我后来和我儿子说，我儿子怪我不应该把他的工作和婚姻情况说得那么详细。”
她自己猜测，在美国科技大厂工作的儿子和老家在台湾的儿媳让她成了社区工作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同一城市的其他朋友的社区工作者上门都没有这么频繁的。我家里老是上门，如果哪天上门我们不在家，还会贴纸条要求我们给他们回电话，预约时间再次上门。”
社区工作者：除了维稳 琐事更多
在山东省青岛市工作的社区工作者韩越（匿名）则表示，海外关系确实是自己工作范围内需要关注的内容。
韩越形容自己的工作“非常琐碎”，除去关注社区居民的海外关系以外，有长居海外的人来居民家中探亲走访也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韩越听说其它社区的工作者要关注少数民族居民；也听说有其它社区的居民因为长期被欠薪，通过各种网上途径举报投诉甚至上访，社区工作者需要上门了解情况，进行安抚，并汇报给上级，但他本人并未遇到这些情况。
除此之外，韩越工作中也有许多并不光鲜的地方。“比如扫地、捡垃圾，特别是去年创建文明城市期间。”他说，“还有处理居民之间各种鸡零狗碎的事情，居民吵架，也要去调解。”
今年3月，中共国务院印发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民分享社区工作者排查居民家中冰箱、彩电、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热水器甚至电风扇的使用年限。
韩越说自己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排查要求，但他表示自己的许多工作都紧跟时事，当海外电诈猖獗时，他需要挨家挨户上门要求装反诈APP，并教育居民不要接听境外来电。
实际上，中共当局在基层招聘大量的人员进行信息收集和维稳并非新鲜事。早在2018年，就出现过“维稳信息员”这个概念。当年，北京多个社区的居委会贴出告示，称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招聘有政治敏感性的常住居民为社区维稳信息员。
到了2023年，外卖骑手被招募成为“微网格员”。成都市温江区的官网上写道：我们鼓励外卖小哥成为社区的“眼睛”和“耳朵”，把在街头巷尾发现的安全隐患等问题，通过“流动微网格”微信群、电话反映等方式，及时传递给街道、社区。
中共的监控靠技术更靠人力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系教授裴敏欣4月18日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举行的一场活动中分享了他的新书《哨兵国家》（The Sentinel State），详细讲解了中共监控系统是如何运转的。
裴敏欣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虽然中共有天网，利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建成的非常先进的视频监控系统，但中共国家能够实行监控的能力真正来自于复杂的监控组织，和大量参与其中的监控人员。这些监控人员，包括并非全职为此工作的“维稳信息员”和外卖骑手等组成的庞大情报网络，他们在企业、大学、社区等不同场所收集信息，可以为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传递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