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宕多时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今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中国经济当前正面临房地产危机、产能过剩，以及消费疲软等多重挑战。"三中全会"能否出台任何体制性改革措施，令人关注。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届三中全会通常都在秋季举行。伦敦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资本经济学”（Capital Economics）的中国经济部主任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对路透社表示，外界曾预计去年底会举行这次会议，但却被毫无解释地延期。他说：“我们应该在三中全会期间，对于（中国）领导层的中期改革优先事项有更好的了解。”
政治局会议为二十届三中全会定调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持续低迷状态。曾占全国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房地产行业负债累累，成为家庭消费信心的主要障碍。本届三中全会，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中央真的可能推出任何深化改革的措施吗？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央政治局30日的会议指出，中国经济仍面临很多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报道还指出：“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不过，该报道同时表示，中国的经济基础仍然稳定。
上述政治局会议还谈到要采取新措施来解决长期的房地产危机，并暗示可能会实施降息。据新华社报道，会议强调，要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抓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要灵活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美国彭博社指出，这是自2020年4月中国经济因疫情爆发而受到冲击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到相关政策工具。报道引述大华银行研究部门主管谢志明表示，政治局对房地产市场的措辞“表明我们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见证更多涉及需求方干预的措施”。
中国经济正处于持续低迷状态，曾占全国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房地产行业负债累累，成为家庭消费信心的主要障碍。图为浙江杭州一处兴建中的住宅楼。（路透社图片）
学者：北京须纠正长期结构性失衡回归市场机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俞伟雄（William Yu）告诉本台:“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十分严重，主要就是过去一直过度重视投资，把资源从家庭转移到企业、政府身上。”
他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指出，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5%左右，而全世界普遍占比是20%；同时，家庭消费应占GDP60-70%左右，而没去在中国只占40%左右。投资太多的结果就是回报率越来越低，甚至是负数，这就导致债务上升。而中国的房地产现状，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俞伟雄指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把长期结构性失衡的现象纠正过来，回归到市场机制：“中国可做的就是要想尽办法，让家庭可支配所得能够增加，有信心来消费。消费的结果就是企业的收入就会回稳，会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
俞伟雄认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政府应该透过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供民众更多的社会保障措施等来提振消费。但中共当局长期以来的心态认为，投资是看得到的，而把资源归还给家庭，短期就无法看到明显效果，政府也无法主导掌控。而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政府还要接受经济下行的现实，这些都是北京不乐见的。
“今天中国还在讲，2024年经济要达到5%的成长。这就代表他们的想法根本还没有改变，对经济成长本质的认识还是不够透彻。”俞伟雄说。
学者：期待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改革
对于中国经济现状，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兼中国项目协调人黄天磊则认为，中共官方和外界存在认知上的差异：“我们可能觉得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但中国政府可能不觉得。他们觉得经济有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可能不觉得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有那么严重。”
黄天磊认为，三中全会虽然会讨论深化改革的问题，但更关注的应不是眼前的经济困境，而在于长期的体制性问题。从中国在疫情当中的刺激措施就可以看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存在显著不同：“中国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重供给，轻需求侧，这个也是导致现在经济不平衡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
他说，中国的这种政策导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对于低收入家庭、包括农民工的支持，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局更把推动恢复内需从政策首位降到第三位，而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排到首位。黄天磊认为，这是政策歧视（Policy Bias），但也和中国的税收制度有关系。
“中国的税收构成，其实大部分税收是收自于企业，而不是收自于个人。而像在美国和欧洲，其实大部分的税收是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和个人财富相关的税收。”他说，这就导致中共当局更倾向于保护企业，就是要保护税源。而要改变这种情形，增加个人税收，首先就是要提升消费者收入。中国政府可能还要给居民、消费部门提供更多的投入，比如医疗、教育等。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政策工具，关键是是否有意愿使用。
他希望中国本届三中全会能够就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对未来中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改革领域。而在财税体制当中，他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分配，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房地产危机发生的两年多来，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地方上有非常多的责任，但没有相应的财税资源来满足它的支出需求。这也与中国的整个官僚体系有关系。”
学者：关键两点中共避而不谈
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中国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给本届三中全会定调子。但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似乎看不到当局意识到经济正面临危机，报道中对于两个他认为的关键问题都避而不谈：“第一是市场经济，用市场来决定资源和效益的分配；第二，约束权力。”
李恒清表示，外商最大规模从中国撤资就是发生在2023年，即疫情封控之后。这就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法制社会。而要想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之下又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说：“所以它说要提振信心，大家就是对你没信心。我想关键就在这儿，可是关键的东西它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