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医生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列上这个村31名艾滋病死难者和东湖村小学27名孤儿的资料。然后她引了一个乡村女教师写的诗，头两句是：
一望无际的原野，伸向大地之尽头，绿绿葱葱，
坟茔起伏无边，墓内躺着艾滋怨骨，阴魂难眠……
在信阳那绿茵茵的庄稼地下面，早在四十二年前，曾是一个巨大的埋尸坑：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上文引自杨继绳的《墓碑》，叙述他1999年秋在毗邻新蔡的淮滨县，寻访一位老农余文海，了解当地六〇年大饥荒的情况。在他这本关于中国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最翔实、最权威的著作中，关于新蔡县的史实，可惜只有寥寥几笔。
他提到，1960年春河南省委再也捂不住死人的盖子，但尽量少报死人数字，其中新蔡县59年冬上报死三万人，到1960年5月增加到近十万人。他更引用曾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做人口统计的王维志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资料，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在全国有40个，河南占10个，新蔡县正是其中一个，死亡率是114.07%，最严重的光山县是246.77%（《河南省委检讨报告》称光山县“有136个村庄中的贫农、中农基本死光，有的小村、小湾断了人烟。”）这显示在那场浩劫中，新蔡县也曾遭到毁灭性破坏，是最恐怖的地区。但所有可怕的细节，都已经淹没难寻，只剩下抽象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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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浆经济”：“免疫力”的中国式隐喻
中共政权受腐败细菌病毒侵蚀，得了无药可治的脏病，服用权力抗生素也无非是政治安乐死。
“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晚清士大夫误读西典而迷信“天演”观与弱肉强食，也是过度紧张？恐怕当年严复他们并不确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细节呢，新大陆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于瘟疫，乃是现代生物学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现，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论构架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备。
丛林深处的印第安“幽闭部落”
爱达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远的丛林处女地，是未被掠夺过的，不像亚马逊盆地上的许多便易接近之处，其黄金、石油、橡胶、木材、奴隶及其灵魂，撩拨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毁，巴西上百万的印第安人口锐减至三十五万，丛林深处就藏着一些幽闭（uncontacted）部落。当时的土著死于暴力冲突者并不多，大多数死于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们对此没有生物机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陆”环境相对隔绝，不似欧亚非三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交通以及连带的细菌病毒交换，西班牙殖民者（对旧大陆已经具有免疫力）把剧烈的新病毒传播到新大陆，没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抵达今海地、多米尼加一带时，那里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计也超过十万人，但到一五二○年，那里只剩下一千个印第安人，和单一的一个世代，在这个岛上辉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体和灵魂，统统被摧毁。
没有免疫力，一个凄凉的隐喻：无论是生物机能上的，还是文化制度上的。曾废除私有制度和市场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很像当年环境相对隔绝的美洲“新大陆”，马克思把金钱视为“罪恶”的观念，恰好造就了对商品制度的“细菌”没有防御机制的一个社会，河南等地一旦将血液当作商品来买卖，对艾滋病毒没有免疫力的系统，首先不是人体而是制度，而所谓“科学”若不是随同整个西方系统来引进，则“赛先生”是引不进来的｜｜形同虚设，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话。
骇人听闻的河南“血浆经济”
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在她新近出炉的自传《后记》的末尾，发出《离骚》似的浩叹：“我已经年逾八十，自知来日无多。这场惨烈的‘血浆灾难’我怕是看不到尽头了......我敢断言：用不了五十年人们就会看到，艾滋病带来的灾难恐怕比人口灾难要更加惨烈，后果更加严重！......请记住我这个老人的呼喊吧！”
中国现有一百万人ＨＩＶ显示阳性，联合国估计很容易在十年后增至一千万，并且不难超过非洲（有三千万艾滋感染者）。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扩散借助了政府的力量｜｜万延海介绍河南省九十年代兴隆的血液买卖市场，惊心动魄：“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了第三产业。一九九二年他们提出，河南有将近一亿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事实上，河南卖血的规模大概不止一百万人，整个九十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有的县，光政府办的血站就有四、五家，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人就躺在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对，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
驻马店悲歌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河南一个“艾滋村”的七名村民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揭露惨烈真相。这个村子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卖血赚钱，做法简陋，“血头”把几个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细胞分成几份再输回卖血者体内，以减少卖血者的失血量，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机会，只要一人带菌，就会迅速蔓延。驻马店地区的新蔡，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采写《洪荒启示录》的地方，当时虽也耳闻卖血这档子事，尚属极个别，未及深问，后来竟弄到人人卖血的境地，乃我想像力不逮之处。有个东湖村，四千五百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艾滋病带菌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感染者，十四、五岁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至少卖过一次血，纽约时报称该村的发病率乃世界之最。驻马店位处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是个自古洪水泛滥、逃荒要饭的地界，三四十年代有所谓“水旱黄（皇军）汤（恩伯）”；五九／六○年之交更遭遇“新社会”的大饥荒，因人口锐减，北部十个县从信阳地区划出，另立一个专署，叫驻马店，再后来的“改革开放”，竟又给这个穷窝带来“血祸”“艾魔”。
“血浆经济”的这些细节，具有从政治学到社会卫生学的丰富解读含义：从共产制度脱胎而来的这个政权，其市场概念之懵懂（“摸著石头过河”），与文盲占有率极高的农民阶层卫生概念之欠缺，正好匹配；社会整体的“艾滋”盲，与体制关于发展的迷狂错乱、不择手段（“黑猫白猫”），又两相呼应；农民赤贫到了除去自己体内血液便再无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与政府贪婪到了犹如巨兽吞食生灵从肉体、血液到灵魂之全部，恰成正比......概言之，这个社会不止是无知，更无人性。邓小平“六四”杀了学生娃娃之后说：只要共产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忘掉过去｜｜此后二十年的这场“经济改革”，就是被他“设计”在这样一个冷血、功利的前提下，从一开始就剔除了公义、恻隐、善良等有关人性的一切。所以认为经济搞上去中国就会进步，基本上是一种弱智。
“二茬罪”、脏病、权力强暴
中原的农民，曾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拿粮食跟苏联交换核技术，而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个惨痛代价，他们被告知是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而付出的；后来共产主义进不去，又要他们“反修防修”，以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农民们觉得无非还是饿肚子吧？却做梦也想不到｜｜暴戾贫穷的共产极权社会，不会具有关于资本主义的想像力｜｜这“二茬罪”竟跟饥饿无关，而是要你染上那只有在万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脏病”，那比饿死还要惨！
艾滋病在赤贫的农村蔓延，伴随着深重的伦理折磨，一个权力强暴的浅显直白的隐喻——“脏病”跟性乱相关，乃是下贱行为，人们莫名罹难，到死都背着一个“丑病”的恶名，此一层冤屈；农民以“血浆”浇灌的经济繁荣，供养了官员干部们的炽热淫风，却叫老百姓因染“脏病”而担着这乱性的名声，此另一层冤屈，都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更甚者，政府文件和媒体大肆宣传“艾滋病流传的主要管道是吸毒与性”，将责任全部推到民间，用农民的话来说，这叫着“吃鸡连骨头都不吐”。这就是“资本主义”？以农民的政治常识——不会比其卫生常识更高，他们便觉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当初毛主席并没有搞错呀，搞“开放”放出来个艾滋病，还不资本主义吗？连封建社会那么“漫长”，也没叫庄稼人受过这种罪！
此江山怎一个脏字了得
“脏”的含义，只跟资本主义粘连，原是一个陈旧观念，却因为“血浆经济”和艾滋病，再加上诸如批条、吃喝、二奶等等，而注入了新义，搅动着左右思潮。邓小平拍板：“姓社姓资不争论”，那意思其实是说：“脏就脏呗，你能拿我怎样？”江泽民的秘笈功夫，就是面对国内国际指责中共之“脏”，充耳不闻，岿然不动；轮到胡锦涛便有些微妙，他似乎怕“脏”，总想去舀一勺延河水来当洗洁精，大概他的“清洁观”还维持在一九四二年老毛界定的那个“延安定义”，即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比工人农民脏，可胡锦涛能还给“工人农民”那份所谓的“干净”吗？而他使唤的一伙知识分子便真有老毛说的那个“脏”，他却一点也不嫌弃，纯属“瞎折腾”；他坐的这座江山，无论在什么含义上，政治的、道德的、环境的、美学的，都没有丝毫干净可言，能说的只有“怎一个脏字了得”！
细菌／病毒／腐败的猖狂进攻，使“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成为极活跃的话语，从医学渗透到政治学、甚至中共的官方理论体系。有一篇党校教材作如下阐述：“‘免疫’本来是一个医学用语，指的是由于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种传染病。免疫力有天然免疫力（或称为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力两种。对腐败这种具有很强传染性、危害性的‘细菌’和‘病毒’来说，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而只能具有获得性免疫力。”
中共的理论家们，从生物学获得了极大的灵感。本来嘛，人类饲养禽畜而获得免疫力，是发展出了农业的地域种族才有的一种幸免，富饶的美洲和干旱的澳洲，就驯养不了大型哺乳动物，按理说是更干净的地方，却敌不过肮脏大陆。欧亚大陆的免疫力，几千年里大概也是靠瘟疫一场场地爆发、人畜相厮培养起来的，但是只有这种肮脏大陆才到近代发现细菌，研制出疫苗，有医学手段应对瘟疫。所以，“党员干部”们怎可能“先天廉洁”呢？自然是要靠吃喝嫖赌“厮混”一阵子，一次次地“腐败”下去，才锤炼得出“防腐”免疫力，这就是科学，大概马克思对生物学不熟，当年并没发现它。
贪婪人性无疫苗可防
是的，人类虽然干净起来，禽畜们却依然肮脏，滋生新的病毒。欧美闹牛瘟、猪瘟，偏偏只有亚洲才闹鸡瘟，瘟出被称为Ｈ５Ｎ１的禽流感病毒。人类已经先进到试管婴儿、干细胞研究，却还是对农耕社会的瘟疫没辙，大概也永无止境。在人性这一端，则是根本谈不上“免疫”二字的，用生物学定理解释社会、人性，便无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性利字当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权力即春药等等，是不会有疫苗的，若退而求抗生素的话，唯有制衡权力一途。但是，对独霸江山的一个利益集团来说，“权力抗生素”无疑就是安乐死，因为其制度安排乃是细菌源／病毒源，抗生素便要灭杀它，只在这一点上，政治学跟生物学是相通的。最后，我们自然是在面对一个“亡党亡国”的前景，不要说对这个奇异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尚未发明，得以诱使它服用的抗生素也没找到呢。于是走笔至此，思路又咬回文首：“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
三、一生治病救人却终老他乡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一生那么想回到中国，但是她至死都回不去，还是老死在异乡，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是她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我想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遗憾吧。”
长年帮助高耀洁女士、也是《高耀洁晚年口述》一书作者的林世钰告诉美国之音，高耀洁女士生前无数次跟她表达很想回国的愿望。高医生也流亡了十四年，中国曾爆发艾滋病，以及高医生遭迫害而出国，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崛起”之际，好人在那块土地难以生存，便证明了发展与人权无法分离，如果负相反，则是一种“低人权发展模式（参见《晚近民族主义滥觞》https://groups.google.com/g/2ncn/c/ckhOAxn0GtU），社会与环境代价的恶果，终将显露。
救治病患也会变成异见者，而异见者唯有逃亡，这是高耀洁故事的另一个政治面向，人们很少提及或议论，而一个医生流亡，恰是中国民间社会严重萎缩和崩解的征兆，这也与西方对中国的绥靖主义有关，所以，高耀洁终老他乡、最终不能回家，毋宁是对西方的一个讽刺，我2020年8月28日的帖子对此有所议论：
2021年“威伯福斯奖”颁给傅希秋牧师。他与“米德兰”，中国异议者的麦加，至今还在中文视野之外；2012年6月《华尔街日报》有一文‘傅希秋——中国地下铁路的牧师’，也未进入中文话语——“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way，是十九世纪美国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废奴主义者用来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今天被美国人用来定义傅牧师的杰出事业，虽然有点叫中国人难堪，但也准确定义了今日中国异议分子，像当年美国黑奴一样逃离自己的国家。2009年底因高耀洁医生之故，我在DC第一次见到傅牧师，当时留下此文，写得颇为沮丧，而刘晓波已不在人世。无疑傅牧师代表着一个不可忽缺的民间力量基督教，乃是后极权中国的重建者。
高耀洁医生秘密出走美国。她在国内已经不能正常生活，被迫四处流浪期间，怀里揣著一颗毒药片，宁死也不愿落入警察手中。傅希秋形容，老人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前已有许多信息说，高智晟律师的妻子儿女、郭飞雄律师的妻子、郑恩宠律师的女儿等等，均被营救出国。而郭飞雄至今系狱、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民间的秘密合作——基督教、法轮功、人道工作者、律师，大概还有记者等等，只不过，是在营救层面，很像当年“六四”镇压之后香港的“黄雀行动”。这种合作，并不是在拓展中国的“民间社会”、灰色地带、有限的“透气空间”，而是在一场缠斗之后，将陨落沙场的异议者们遗下的妻儿老小，救出绝境。
曾几何时，中国非体制的民间力量，落到今天这般境地？国内情形，大概下一步是严冬了。体制的肆无忌惮，不在于它有多么强大，而在于没有一丝制约的力量和机制。国人也会更加向这个体制低头。有办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们在拼命地救人。
海外异议阵营的思路，还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能做的，就是联署抗议信，或者找事由在境外抗议。流亡者从未有过自己的力量，一直是寄生在西方议会政治外围。如今西方接受中共，大家只有傻眼。自然，中国的官民消长，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从克林顿开始，西方就安慰中国异议者，只要中国肯做生意、进世贸，市场就会瓦解专制，可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却是中共成了西方的大老板——后者挖掘的一个“陷阱”，没套住狼，却自己跌进那陷阱里去了；至于互联网能救中国，更是一个神话，虚拟空间的这个“灰色地带”，虽然有时杀声震天，但是“恶搞”到最后，竟是只剩下了一句“草泥马”的国骂，还被视为一个惊天杰作，令人怀疑究竟是想象力的穷尽，还是语言的穷尽？
“灰色地带”这个词，也令我想起刘晓波，他身陷囹圄整整两年了。《零八宪章》没有“温和”出来一丝更多的空间，反倒试炼了胡锦涛“砍旗”、“掐死领袖”、“灭掉出头椽子”的策略——只抓刘晓波一人、放过其他签署人，毋宁是他的一种“温和”呢；或者，胡的意思乃是：我来给你们的“灰色地带”，添一条新的注解。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会空间”，也许是所谓“后极权”的一种错觉。东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为这个向度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包括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但是最近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国专制者要向世界证明：“无权者”就是一丝权力都不会有的，“后极权”跟极权一样强大。他们是一群工程师，不跟你玩什么“前”、“后”的文字游戏，那是邓小平对“姓资姓社”不感兴趣的一种新发展。倒是高耀洁揭露河南艾滋血祸，兹事体大，且涉及两位中央级官员，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长春、李克强，因此就要追杀到底。
当年“六四”屠杀后，国内曾有一句戏言：精英不是在“里头”，就是在外头。如今晓波在“里头”，高医生到“外头”来了。中国这个地方，对于不同政见者，至今只有“里头”“外头”两种安置，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这意味着体制外二十年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什么。往下观之，中国只要经济不坠，民间百姓尚能苟活，任你多么“温和”，也是“激进”。高耀洁尚不能见容于这个国家，何者又能？
“共产主义”的极权者，须臾之间就把“资本主义”的游戏，玩得烂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继承者，也快速地醒悟到，“法律”跟技术一样，不过是个中性的工具，拿来收拾反抗者，倒是一柄利器；极权社会之外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可以“洋为中用”的，即便人权、环保等“普世价值”，中国也如一只酱缸，将你化为脓血，吞噬净尽。美国已经在宣称“要向中国学习”，好莱坞的大制作也弄出“解放军拯救全人类”的科幻，甚至奥巴马的访华随员竟去拜谒毛堂。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柏林墙”才倒了二十年，人类也对“列宁式政党专制”陌生了。中国的专制，也在二十年里被几乎完整修复起来，世界当然不再认识它——模特儿组成的女兵方队，跟“暴力美学”都沾不上边，却是连人性意淫之本能也要利用，无人再能辨识其背后掩饰著的国家对社会超控能力的空前增强。面对这个怪物，先前所有的经验都不济事了，中国异议者大概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从荆棘中去开辟自己的路径。
四、她为苍生吹过哨——纪念王淑平医生
高耀洁医生是“吹哨人”，还有一个吹哨人，走在她之前：王淑平医生。
Whistleblower，我今天才认识这个英文词，但是十年前我们偶然结识了王淑平医生。“吹哨人”（举报人）在中文里面，应该有一个更准确的词，让我暂且用“警世人”吧，尤其当下世道昏暗，吃瓜大众酣睡，我们多么需要她这样的警世人。
那是2009年岁尾，高耀洁医生，由傅希秋牧师陪同，从德州米德兰来D.C.，要到国会作证，揭露中国的“血祸”。我太太傅莉在家乡郑州，从小就崇拜“高姨”，他们傅家跟高医生一家，原是邻居、好友，所以高医生执意要来德拉瓦看我们，我一听就慌了，赶紧载上傅莉赴D.C.，好让她们娘儿俩见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