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开始长达两个小时的盘问，外加一个小时电脑笔录问答。期间，我发现他们并不掌握太多信息，仅得知我x月x日、x日去过XXX街，并与一位公司中层管理打过电话采访。就是这位受访者“分享了”我的姓名和电话，令人意外，他本与这篇稿子的关系微弱。
仅仅是帮朋友伸张正义，出于友情、同情之心，为朋友整理资料、寻找当地媒体曝光（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最后当地媒体不回应，信息被四散传播，我也不知道被谁拿去当作素材写成稿子了……”
经历第三次“喝茶”，对警察的套路了熟于心。虽然现场说话还是紧张到口干，意识从未如此清醒。“我们只是要如实了解情况，你不要揽事上身”“如果你说的话有虚构、伪造，你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了解到的事实与你说的有出入，你这样的态度很不配合”“当时吃饭（指我在x街与朋友和他父亲吃饭）有其他人在现场吗？司机呢？”
（编者备注：此处删去作者手记458字，主要是约谈和笔录细节，删去是考虑作者安全，特此备注是不想作者遭受过的不公待遇被抹去。）
本来就是一个地方小企业的“执笠”报道，还能以此跨城追问，真是荒诞不经。放在任何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这种报道只能说是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常规内容。一个公司从上到下五六百人受害，几亿元债务漏洞不去追责，跑来查一篇写满事实的“网易号文章”，可笑至极。几位“警察”却解释，那是“经济纠纷”，“他们没办法”。
下午5点，签字画押后，一位年纪大的“警员”还假惺惺地说“谢谢”。我没有任何回应地出门走了。一路到与晚上跟朋友吃饭，都是心如止水的感觉。但终究不是一件寻常事，半夜还是影响思虑，难以入眠，脑中闪过无数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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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樟子松
黑砖厂从未消失
编辑｜申林
我是一名新闻初学者，在水瓶纪元撰写的稿子，让我收获了很多对于做新闻来说，或许很基础的东西。一点点决心——在得知报销标准后立刻规划行程，当晚就买好了周末的往返机票，完成了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坐飞机。一点点关于“现场的吸引力在哪里”的感受——第一天去了砖厂所在地，各种新闻里为人深恶痛绝的“黑砖厂”，实则坐落在当地几年前新建设的省级“绿色建筑产业园”中，静谧洁净。第二天拜访受访者的家，患有精神障碍的当事人主动问我来自哪里，吃不吃香蕉，我说我来自东北。他顿了一下，嘟囔着说自己还没去过东北，“很冷的地方”。我问他，在砖厂的时候想家吗？他说，“每天都想，可是没办法”。
我太紧张了，来不及消化任何情感，直到坐上返程的火车，靠在窗边，吃着受访者买给我的（特别美味的）锅盔，才开始感到难过和失落，在手机备忘录里一口气写了上千字的现场记录。在这里想要传达的一个（或许很幼稚的）经验是，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但要相信自己对现场的感觉。在最初的备忘录里，我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而是用脑海中各种视听片段剪辑后、让情节走向更流畅的叙事，顺其自然地写下来。最终稿件中采用的素材，几乎和原本的记录一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写稿时的压力。
最后很想感谢我的编辑老师，最初接触到砖厂强迫劳动的议题时，我没有任何思路，只会闷头写“故事”，完全不知道从哪里追因。稿子的历史纵深与个案的深度之所以成立，都来自编辑的建议，我只是按图索骥罢了（所以最后的感受是，好的编辑真的很重要，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遇到特别棒的编辑老师！）
撰稿人｜刘壤歌
何以清白：归国清华博士后之死
编辑｜滚木
在我的从业经验里，有社会、法治、财经、突发报道，如今，“蓝底白字“的”通报时代”的确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但在其他领域，企业、社交媒体博主也会发声明、通报和说明，大多数媒体只做一件事——复制、粘贴、转发，所以我会称这个时代是公关时代——蓝底白字是官僚机器的公关。
新闻和公关是不一样的，公关是将单信源信息植入舆论的行为，而新闻，按照康德的话来说，是“勇于运用自己理智”的结果，是在可能存在的海量事实面前谦卑的努力。在互联网的信息洪流当中，信息污染藏身更深，观点混杂甚至代替了事实成为观念现实，继而巩固意识形态。我认为新闻从未如此重要，它不是一个内容容器，拒绝先入为主、被植入的事实和观念，每一次报道都是从零开始，从有出处的事实开始，所以提供独立可靠的观察；不容纳任何人的自恋，不许诺谁的被看到，所以才能看到所有人。无论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的新闻写作都是复数。复数的事实从未如此重要，它让人看到参差多态的生活逻辑，让人心怀“邻人之爱”。
过去的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写新闻爆料人吴强、清华博士后跳楼事件和旁听士吴云鹏。吴强和吴云鹏都是最脆弱的普通人，但他们却“僭越”了一个普通人的犬儒，为当地发声，为法庭上的冤屈发声。他们的故事并不精彩，有坚决，也有退让。尽管我非常乐意写这些珍贵的普通人，但总是苦于白开水一样的讲述，发出来后报道才有了意义——总还是有人为他们受到的不公留档，让他们做的事情受到公正的评价。清华博士后跳楼事件则让我触碰到一个体制内家庭在压力下的无奈，他们夹在自己所在的体制系统、清华大学和不同的警察中间，不能为儿子的离世寻求真正的原因。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而我似乎也成了这个体制内家庭的压力，我写的第一版稿件对他们并不友好，编辑和我在新闻伦理、客观和专业之间反复腾挪，最终读者认为发布稿件可与“契科夫的《小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