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这样的原因，心理学家把羞耻称作一种社会性或跨人际的情感。大多数情况下，它会在第三方在场的时候出现。被调查的人中只有六分之一表示，羞耻是一种私人的、与自我有关的情感。羞耻感植根于社会氛围之中，这使它变得很强烈也很危险。由于害怕受到羞辱，人可能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比如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stner）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飞翔的教室》里面，小乌利从一个高高的梯子上跳下来，想要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他的同学们经常因为他缺乏勇气而嘲弄他，每次他都会“满脸通红”。这一跳虽然使他受重伤进了医院，却让那些羞辱他、嘲笑他的人再也无话可说了。
在凯斯特纳的乌利——这部小说发表于1933年——成长的时代里，懦弱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缺陷。男孩子必须勇敢，并且要证明自己的勇气。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鄙视、被亏待，甚至被排除在群体之外。乌利接受并内化了这一观点，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那些嘲弄，只能铤而走险。伊莎贝尔·拉撒玛娜的情况有所不同。她感到羞愧，估计不是因为无视父亲的禁令，把自己稍显暴露的照片发布到网上。她对于道德和规矩的理解，不一定与她父亲的相同。让她感到羞耻的，是父亲对她的惩罚行为及其在公众中的传播。如果剪头发是在家中关着门发生的，那伊莎贝尔也许还可以把剃光头说成自己有意为之，这样做是为了标新立异，彰显自己的风格，但是那个视频向众人暴露了她的无力和所受的侮辱。
当众侮辱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上述这些案例和很多其他例子中都昭然若揭。它们不但彰显了施害者的权力——施害者认为，他们有权对自己眼中违反某条规则或不符合他们期望的行为加以斥责或制裁；还彰显了观众的力量，不管这些观众是身临现场的，还是虚拟的。权力与无力、羞耻与羞辱、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戏剧不断地在公共的展示场所中上演。公众可以赞同这个羞辱行为并提升它的强度，也可以加以拒绝。如果羞辱别人的人自己被羞辱了，那权力关系就会发生扭转。这种情况在现代历史中时有发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直观的材料，既有个别人选择保持距离的案例，也有众声批判，既有个人的抗议，也有集体的反抗。
【内容简介】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情感史研究领军人物乌特·弗雷弗特，在本书中将目光投向一种长期被忽视却无处不在的现象——羞辱。她探究数百年的历史，跨越法庭、军队、学校、外交以及大众传媒等不同情境，考察羞辱如何被制度化地运用于惩戒、教化、规训与统治，并由此塑造人与人、人与制度、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秩序。
从19—20世纪围绕“叩头”展开的外交角力，到二战后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从公开处刑时代的街头耻辱柱，到报刊、电视、互联网的“象征性耻辱柱”，弗雷弗特呈现了羞辱形式的不断变化，也揭示了始终如一的真相：羞辱不仅是一种情感体验，更是一种政治实践，是通过贬抑他者来确认自身权力的重要手段。即便近现代以来个人权利提升，羞辱仍以更加隐秘、更具传播性的方式四处渗透，它所需的公共舞台从广场转移至附近、日常和网络，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围观者、审判者，以及被羞辱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