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不只是李登辉个人命运的传奇故事，更试图深人追问：李登辉究竟是如何让某些看似遥不可及的台湾历史进程成为可能，并重新定义了他主政的那个时代？与其罗列李究竟“做了些什么”，本书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正是那样的时刻，让这些转变得以发生？从蒋经国到李登辉，两个时代究竟如何交接、延续与转向？在种种表面决策与历史转折的背后，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运作逻辑，甚至是不易被察觉的权力结构与时代条件？
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日治时期台湾淡水郡的李登辉，战后与大多数的台籍青年一样，曾迷失在马克斯主义的迷雾中，甚至一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一名“进步份子”。二二八事件一爆发，他和不少同时代的台籍菁英一样畏惧并痛恨国民党政权。一九四九年后的白色恐怖，让李登辉成了国安黑名单上的常客，曾经短暂的共产党员背景，也让他在出国深造和升迁路上不断碰壁，这些经历塑造出他务实又带点自我保护色彩的政治性格：懂体制，但不对抗体制。随着时间推移，他选择了更“安全”的路，走进了体制，在曾经让他厌恶的威权党国体系内发挥农经专长。
李登辉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是蒋经国。小蒋在一九七○年代政治本土化热潮中提拔李登辉，对李登辉来说，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从行政院政务委员、台北市市长、台湾主席到副总统，在台湾政治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当许多反抗威权的志士都被关进牢里时，处在不同路径轨道上的李登辉却一路攀升，扶摇直上。
身为中华民国备位元首的第一年，李登辉就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煎熬与挑战中度过，当“江南案”与十信风暴逐渐远离，当世界各国对国民党主政下的台湾前景普遍悲观之时，没有人预见改变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关键时刻已悄然降临。在蒋经国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他这种“要民主，又不要太民主”的思维，让缺乏实权的法定继承人李登辉与掌握大权的外省权贵，都各自解读政治强人所传递的讯息并诠释“改革”的意义，也各自从小蒋对他们的指示与谈话内容中，撷取自己想听或愿意相信的部分，从而强化各自作为“蒋经国路线”继承人的坚定信念。尽管强人尚未离世，但导致日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严重政争乃至决裂的种子，已悄悄埋下，等待发芽的一刻到来。
李登辉深信，他的民主化与本土化改革，是在继承蒋经国遗志，但他却刻意淡化威权强人生前同样坚持的大陆法统与传承，忽略了国民党内还有另一股力量与他一样，坚信所作所为都是在承袭蒋经国遗愿，包括坚持一中原则、主张两岸统一、对台独深恶痛绝，誓不两立。蒋经国生前用尽最后一口气，打开台湾的民主之窗，然而其所留下来的一道难题，便是在他走了之后，如何让一群毫无大陆经验的本土菁英，继续相信两岸之间终究必须统一。要让这些过往人生经验长时间在大陆度过的党国大老们，打从心里信任从来不知“丢掉大陆”是何等惨痛教训的李登辉，难如登天；然平心而论，台湾的本土认同有如洪水般不可阻挡，这未必是李登辉凭一己之力所能操控。
直到今日，仍有许多人想知道：李登辉心里到底怎么看待两岸关系？他到底是不是“台独”？本书分析认为，李登辉的立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呈现出随着内外环境调整的轨迹，这其中包括美国的对华政策、台湾的民主进程、以及对岸国力的起伏，用单一标签来贴他，往往忽略了这些情境背后的复杂因素。一九九○年代初，李登辉凭着学者的固执和他对两岸的天真理念，深信只要废除动员戡乱体制、放弃那些虚幻的大陆法统、务实承认中共政权的现实，那么台海就能迎来和平，国际空间也能拓展。他一方面努力让台湾走出去，争取国际认可，另一方面又透过密使与北京高层对话，想化解彼此的争议，就算两蒋时代对大陆的浓烈情怀已逐渐褪去，李登辉依然相信，两岸在历史、文化与法理上的血缘连结，仍可被用来推动彼此的交流。
这种思维在天安门事件后、中共政权饱受国际孤立之时，或许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要让这套逻辑成真，其难度绝对不下于相信两蒋时代光复大陆必将成功的政治神话。台海局势一直在变，北京对“台独”的定义也是个动态过程，随着中共实力不断上扬，逐渐走出“六四”后的外交孤立，两岸的现状无法永远维持不变，彼此的关系终究会随着内外形势的翻转而被重新定义。一九九○年代初，北京或许还能容忍模糊空间存在，但是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便已行不通。李登辉不断施压，要求中南海承认两岸分治的事实，而中共的反击之道则是：先承认一中，再来谈其他。对于一辈子只踏上中国土地寥寥数日的李登辉来说，当他面临沉重外部压力而被迫在“两岸关系”与“国际空间”之间做出选择，他会怎么选？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一九九六年李登辉当选首届民选总统，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更是台湾民主化的历史性时刻。当台湾人民终于可以真正当家作主时，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概念也随之被提升至一个道德与价值的高点，李登辉从而得能开启对国民党过往政治话语体系的基因改造。这时的台湾，无疑正在经历一场“重塑”，在此过程中李登辉既是推手，也是被推动的那个人，他不断改变体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体制所改造。从另一角度看，要不是他顺应潮流，带领国民党完成本土化变身，或许这个原本只应存活在冷战时代的反共威权政党，早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遭到淘汰，被历史洪流冲走。
回头再看，李登辉在任内发动的那场“政治上的宁静革命”，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成功抑制了因权力更迭而产生的阵痛，让台湾社会能在没有血腥暴力的情况下，平稳地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宪政。然而，此一成果却未必能转化为国际社会对民主台湾外部正当性的支持。当上首届民选总统后，他马上就遭遇美、中联手，试图将“一中”框架套在台湾之上，李登辉的最后四年总统任期，几乎是一场不断拆解“一中”神话、化解国际与两岸危机的苦行史。因为无法摆脱“一中”的枷锁，也因为反中与反共情绪日益高涨，李登辉决定用“两国论”来宣示两岸间“互不隶属”，并向世人喊话：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不想再代表全中国，只愿意代表台澎金马。
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位政治领袖，李登辉终究得面对“接班人”的难题，他挑选连战，压抑宋楚瑜，坚持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一定得是本省人，而这个坚持最后却让国民党走向分裂，甚至丢掉了政权。二○○○年总统大选，陈水扁获胜，台湾有惊无险度过首次的政党轮替，李登辉从而赢得“民主改革之父”的美誉，但这项殊荣却建立在他领导的国民党裂成碎片、严重挫败的残酷事实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