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王世杰，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苏俄欲离间中美”而阻止蒋公与斯大林会面，拒绝苏方调停国共战事，致使苏方派到迪化接蒋公的飞机白跑。当时斯大林不欲毛泽东变成第二个铁托，力主国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调停西安事变一样，也确有能力阻止共军渡江，但这国脉最后一线希望被王世杰断送。
盐贩出身的许铁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命为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坚守永年年余，还主动出击。无奈十一战区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补给，使围城永年军民吃水草树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几百部众突围出城，在成安县吕庄中伏殉难。
另一位民间义士王三祝，自发组织六个县保安团，被顾祝同封为豫北剿匪中将总指挥，还当选立法委员。他比正规军更勇敢善战，且向华中剿总密告第四十军有投共倾向。此举被剿总泄露，四十军军长李希晨衔恨报复，停止分配空投物资，还坚拒王三祝部退入新乡城，王三祝率军转战太行山又杀回安阳，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围死节。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董钊密电奉化蒋公，谓共军进逼东南，主力已渡长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进国军集结西北五十万部队宜向东猛进痛击，彭德怀、徐向前所部决难抗拒，不惟挽回颓势，且可使共军南犯之主力陷进退维谷之境。可惜此绝妙建议转国防部后被搁置不用。
桂系逼宫，蒋公下野，然而李白执政后毫无作为，昏庸误国。白崇禧驻节桂林月余，坐拥数十万大军，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整备，且在撤退上乏消极整备，对属下部队不闻不问，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华中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时，不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以致两千五百辆卡车在半个月内全部损失，不是滞后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们群龙无首，各自逃生，几十万大军也很快就覆灭了。
一九五○年韩战爆发前后，大陆形势丕变，民众自发揭竿而起：贵州省义军控制了全省城乡半数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区反共武装已发展到七十五万人，百人以上的队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游击队占领了五份之三以上区、乡，川北义军焚烧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楼；西康义军炮击了共军西康省军区政委廖志高的办公室；汪宪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扩展成十四个支队十万铁军，控制了以金寨为中心的东西长三百多公里、南北宽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边区；新疆义军占领了哈密地区与迪化地区；在甘肃临夏一地，反共游击队达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万多马家回军官兵都先后参加了反共抗暴斗争；李森组建的中国人民自由军，发展到十万人，转战闽粤赣三省，重挫中共基层政权；撤至缅甸的孤军反攻云南连克九个县，但他们都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加上后勤匮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内先后被中共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在台湾的军政机构空喊反攻大陆却不能及时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兴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铸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国军补给区司令周游，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函由周游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愿意弃暗投明，可惜台湾方面迟疑不决，错失良机，然而机会是稍纵即逝，陶铸与林彪相继遭受老毛残酷整肃。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公潸然落泪。
七、人事倾轧，以私害公
潜伏在国军任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与共军陈毅部密谋，导演了一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现代〈三岔口〉剧，将李仙洲集团七个师送入虎口。韩遂只身溜走，与共军三野司令员陈毅秘密会面后返回四十六军青岛留守处，韩回南京述职时，把失败责任推诿参谋总长陈诚，使陈被撤职，自己却留蒋公办公室任高参。他巧妙地帮助陈毅，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送入共军包围圈，致使中将师长张灵甫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被击毙。一九四八年二月，杜聿明向蒋公面告共军三野一名被俘团政委招供韩练成与陈毅秘密来往，陆军官校校长关麟征在旁听见，旋即驱车向韩泄露。关麟征此举是由于他同陈诚有隙，不欲陈诚官复原职。何应钦接国防部长后再接杜聿明密报，乃将被俘共军团政委押到南京重审。于是中统局局长叶秀峰插手调查，还样自讯问莱芜作战实况。韩练成见形势不利，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卅日悄然摆脱监视岗，离南京去了香港。由此案可见国军保防系统千疮百孔。
一九四八年夏，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破获了中共地下党刘仁、李政宣案，循线抓捕了几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其电讯网远及渖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上海等省市，正当北平站士气昂扬全面扫荡共谍时，保密局内部因派系斗争导致北平站总务处长刘玉珠、北平行营督察室主任马汉三被捕判死，北平站核心成员不是被捕、调职，就是逃亡，仅三人留任原职。这种大规模的换血，对保密局北平站的业务造成很大伤害：原有的线索皆因布线者入狱、亡故、离职而丧失殆尽。否则，在保密局全国区、站中业绩领先的北京站，绝不至于盲塞到让共谍渗透到傅作义身边(按：傅作义的副总司令邓宝珊、两名保密局处长、傅的女儿傅冬菊都参与了投共活动)。
大陆陷共后，原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毛森创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辖近百个纵队数十万游击战士，且从美国方面直接挂钩接受武器装备的补给。不料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后欲大权独揽，乃宣布撤销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部的编制，还逼毛森交出南方十个省的潜伏人员名单、移交从美国直接接受后勤支援的渠道。毛森不肯移交这笔多年经营的人事资源，仍然来往于台北与定海之间直接指挥敌后游击部队。富春江纵队司令王某，奋战连年多次负伤，回台治疗时，因系毛森部下，被禁基隆，不准上岸。后设法潜出，一见毛森，即伏地大哭。毛森见其形同乞丐。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吩咐台北最高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称毛森“抗命不法”。此后毛森在泰国、缅甸等地从事反共游击队组织工作，因失去台湾基地，其东南反共救国军数十万人相继被共军剿灭，毛森只能流亡美国，一代反共英雄山穷水尽。设若蒋经国豁达大度、深明大义，东南地区反共形势定会是另一种局面。
八、骄兵悍将阳奉阴违，抗命怠工
一九四六年，隐藏于地下的陆军新编第廿七军军长姜鹏飞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约定里应外合，配合国军收复哈尔滨。不幸八月八日杜聿明部将孙立人借口休整按兵不动，致使姜鹏飞既无服装又无经费，弹药也将用尽，只好孤注一掷单独进攻哈尔滨，导致四万地下军与三千名九宫道道徒全军覆没。哈尔滨从此成为共军四野叛乱基地，国军再也没有能力光复。
一九四八年五月，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图谋叛变的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张轸及其同谋将领押解广州审讯。白氏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投共。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同年十一月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希濂部两个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支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设若张淦、宋希濂两个兵团东下解围夹击共军，徐蚌会战将是另一种结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参谋总长顾祝同拟定一项计划：乘共军兵力分散之机，让汤恩伯部反攻福州，胡宗南部反攻陇海路西段，宋希濂部反攻宜昌。然而宋希濂怯战，于十月杪率部西撤，一路损兵折将，十一月十八日到白马山时只剩一万人马。十二月十九日率千多人在川康边境兵败被俘。设若宋遵令反攻，绝不至于遭此惨痛下场。
九、军阀政客引狼入室与吃里扒外
一九二七年刘伯承组织泸州暴动失败后逃到西安，时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的邓宝珊立即资助刘一千六百大洋，把他窝藏在秦中旅馆。养虎遗患的恶果是：刘伯承日后成为中共一员骁将，仅一九四五九月上党战役──一九五○年四月西昌战役，就歼灭国军一百六十八个师一百四十五万官兵。
一九三一年六月廿八日，桂系军阀李白与粤系军阀陈济棠张发奎背叛中央，另组广州国民政府。李白等派遣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求其出兵东北，以便逼迫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回师东北，使冯阎二、三集团军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由衡阳进攻武汉，一举推翻国民政府。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动摇国本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由此揭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西窜，身为南路剿匪总司令的陈济棠，表面电令缉拿朱德，暗中却派人与共军和谈，协议互不侵犯。共军保证不入粤境，陈济棠则保证不截击，在湘粤间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且赠以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陈济棠为保存实力稳踞南天王宝座而促使祸水尽快西流。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灌阳、三江等七县边界进入贵州，只用了十天时间。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命令廖磊率第七军紧跟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白崇禧对部将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令桂军开放桂东通道，让红军尽快过境，还将入桂剿共的中央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包围缴械。以上两广军阀之行径，无异纵虎归山，酿成日后燎原烈火。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李陈同意两广出兵倒蒋，日方则出兵华北以牵制国府兵力，使蒋介石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日本欲乘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军阀之时，轻易占据黄河以北。李宗仁默许了日寇此一阴谋，不啻引狼入室，于是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
十、军阀作乱的后遗症
一九三○年北方军阀锡山冯玉祥与中央开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五十万人，前后历时八个月，连续决斗，寸土必争，从无间歇，战区自平汉铁路沿津浦、陇海二路直达鲁西，战线长达九千余里，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阎冯军死伤十五万。仅河南一省因战争死亡人口即达十二万，受伤近两万，逃亡在外一百一十八万余，被军队拉夫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财产损失六亿五千万，百间接损失不计其数，十年才能恢复。双方军费损耗逾两亿银元，各地民间损失当数十倍于此，光是铁路车辆车轨之破坏与营业损失在六、七千万元之谱，农产品仅烟叶一项，豫鲁皖三省已失收二、三千万元。国军全力北调，在南昌、广州两役惨败之共军乃死灰复燃乘机大肆扩张，滋扰赣湘鄂皖闽豫浙桂等省，长沙南昌均曾一度失陷，共军人数突然扩充至六万余人，其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洪湖鄂西、闽浙赣、广西左右江等六个主要根据地皆于一九三○年中原大战期间陆续建立，作为扩大叛乱的基础。之后政府动员全国之兵力从事围剿，历五年，始终未根除，乃成大陆沉沦之祸因。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动机只是为了维护军阀割据、阻止中国统一。然事变将整个抗日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原拟由德国顾问协助训练卅六个师充当抗日基本力量的计划。只完成三份之一弱，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使抗战提前爆发，在准备不足时仓猝应战，结果是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土地破坏了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四寿男等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日本皇军呀！”
十一、军阀余孽叛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冯玉祥西北军旧部高树勋在平汉线邯郸战役中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率国军一个军与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投共，导致四十军与三十军两万六千余官兵被围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刘世英等被俘。高树勋是戡乱战争中第一个投共的高级将领，他又写信策动国军将领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黄樵松等投共，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变中欠下二百多条血债的杨虎城爱将、国军第卅八军中将军长孔从周在河南巩县率第五十五师投共，此举使共军炮兵改弦更张、精实壮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云南军阀龙云被解除兵权后，念念不忘失权之痛，遂煽动旧部为他复仇。翌年五月卅日，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率部投共，导致滇军一八二师团长张秉昌兵败被俘、暂廿一师团长徐济民阵亡。此后产生骨牌效应，滇军高级军官相继投共。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国军吉林守备司令(滇军)曾泽生在长春率六十军撤离坚守了十六个月的长春，投降共军，致使共军四个师在夜色中悄然进入长春市区东半部，新七军见大势已去，突围又无力，被迫投降。四天后，踞守长春央银大厦的东北剿匪总部司令郑洞国不得不扯出白旗。长春失守，使东北国军牵制共军入关的战略意图失败，也使四十七万精锐国军南撤或与华北国军夹击共军的计划破产。整个东北的沦丧，是大陆戡乱战局急转直下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保卫大西南时，原西北军杨虎城的侍从副官、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乘拟订国军防御方案机会，故意虚设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却不派一兵一卒。他将方案送交共方，共军入川正是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进入。共军直插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的侧后，打乱了宋部阵脚。八月廿四日刘在军事会议上断言共军不会由川东进攻，故意安排罗广文两个军开赴川西北布防，川东吃紧又急调罗部回渝。就这样把这支精锐部队在连续急行军中拖垮，未到重庆就遭伏击溃散。蒋公调胡宗南部第一军星夜回渝决战，他又派人传送情报，让共军在南川伏击胡部，国军乃仓卒退向成都，重庆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割据川康廿多年的军阀刘文辉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四川彭县投共，并策反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逼走孙元良；又策动罗广文(十五兵团)、陈克非(廿兵团)、喻孟群(川陕边区绥署代主任)率部附逆。还制订“节节破坏，段段抵抗”的战术，在成都至邛崃二百公里的公路线上配备五支游击队，破坏沿途公路桥梁机场，截击国军辎重与驻地。十二月十二日与共军卅六师在岷江夹击国军，在乐西公路以天然险隘构筑工事阻挡胡宗南部廿七军、宋希濂部和王陵基部。一九五○年二月，与共军围歼胡部王伯华师五千将士，在乡间坚壁清野断绝国军粮秣。总之，刘文耀在西康狙击国军历四个月，酿至西南三省大局糜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军阀卢汉在昆明通电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还将刚抵昆明的上将魏益三，中将十余人、少将以下三百多人以及载运国防部、联勤总部人员与物资的飞机十多架扣押。当时国防部、联勤总部先后撤至昆明的各级军官三千人全被一网打尽，保密局处长陈世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所携部属与电台束手就擒。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
卢汉发动昆明一二·九叛乱前，中枢早已闻悉云南不稳，欲解除卢汉的云南绥署主任、省主席职，但被张群阻止，他自信能劝服卢汉服从中央，结果一到昆明就沦为人质。同年秋，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建议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胡部撤至川陕边境时，毛人凤又打电报建议胡抽调一部兵力兼程前往云南，以确保西南反攻基地，胡宗南都答复暂无适当部队可抽调。设若胡部进入云南，卢汉的几个保安团怎敢造反作乱？
裴昌会早在抗战期间就与中共有所勾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四川德阳任第七兵团司令官时率部万余人投共。三周后，他向共军贺龙部献计包围卅八军，诱降军长李振西。裴昌会投共，使胡宗南退守西昌徐图恢复的计划彻底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