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张春桥在这一天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
70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5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个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到怀仁堂来。马锡金听见华国锋给他打电话：”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在发牢骚说华国锋这么长时间不开政治局会时，便接到要他开会的通知，因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没来得及戴上一直不离顶的假发。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对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是武健华宣布的，而前两位都是华国锋直接宣布的。
按时间顺序，第四个目标是毛远新。毛远新在哈军工毕业后，被周恩来派到辽宁，给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做助手。据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回忆，毛远新初到辽宁时很低调，”不声不响，工作也很认真”.1975年10月，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庆祝，陈锡联是团长，因为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墓地还在新疆，毛远新也被中央确定加入了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我们从新疆回到了辽宁，他却没有马上回来，一直留在北京，这是江青的意思，后来政治局专门讨论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华国锋也让他回辽宁工作，但江青等不让他回。”从此，毛远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战车。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20点30分左右，他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张耀祠，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其押走。
已经解决完三个主要人物的怀仁堂已是一片轻松气氛，马锡金听到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目标便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这段时间，江青就暂居在中南海。
执行这一任务的也是张耀祠。当他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点了点头，依然端坐着。
“江青！”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后来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这两句话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内容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据马晓先回忆，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江青很冷静，上车之前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张耀祠特地澄清：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没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车”；而且在10月6日夜里，江青也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转至秦城。江青并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坚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而这几处关押地点，细心的华国锋早在行动前就一一仔细探访过。
共商大事
若干年后，叶剑英为这场行动做了这样的概括：”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
据华国锋自述，他与叶帅很早便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华国锋对叶剑英的信赖，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外界纷纷揣测，毛的”召见”之举有”托孤”之意，是想让叶剑英照顾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但叶剑英对华国锋并不十分了解。据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传记撰写组成员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前一两个月左右，七八月间，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曾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地，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看到70多岁的叶帅亲自来访，华国锋显得由衷地高兴。一番寒暄后，叶剑英说：”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此番话的目的是想试探华国锋的态度。华国锋不难领会叶剑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们，他表示对这种做法也不赞成。这一试探，让叶剑英心中对华国锋的态度多少有了一点儿底。据丁家琪撰文回忆，他在1996年月11月访问汪东兴时，汪东兴这样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注：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有”大内总管”之称的汪东兴和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后来叶帅的子女在见到汪东兴时，提及这段经历，汪东兴说：”你爸爸考虑问题很周到，不愧为我们的’参座’！”——曾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被大家戏称为”参座”.汪东兴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最后决策，就是华、叶、汪三个人商量，三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我谈，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我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我谈了5次。””我们两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真是题目对题目。”马锡金回忆，那段时间，叶剑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东兴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