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刘德伟出生于一个知识家庭。1931年，她考入燕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之一。
燕京大学由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等人创办，1919年正式成立。学校采用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重视思想交流与个人自由。校园里，男女学生可以共同郊游、参加舞会，自由选择恋爱对象。女生宿舍有专人打扫，学校还为学生提供郊游补贴。
这样的生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普遍。
刘德伟在燕京大学期间，不仅接受了现代教育，也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职业理想。她希望将来能够从事社会工作，改善中国农村和贫困人口的生活。
1935年毕业后，她回到武汉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作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代表赴美，在数十座美国城市巡回演讲，介绍中国的抗战处境，争取美国社会的支持。
1939年，她与大学时代相识的向景云在美国结婚。此后，向景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刘德伟则进入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福利行政专业硕士学位。
完成学业后，两人返回战火中的中国。
刘德伟先后从事战时救济和大学教学工作。1947年，她获得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支持，在上海创办儿童福利促进会，为贫困儿童提供社会救助。
这项事业使她能够将多年所学真正用于社会实践。
1949年，上海政权更替前夕，向景云曾获得赴美任教的机会。但夫妻二人最终决定留在中国，希望继续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社会建设。
然而，此后的经历与他们原先的设想相去甚远。
1950年，刘德伟离开儿童福利促进会，调入上海市民政局。几年后，随着政治环境变化，她逐渐失去继续从事原有社会福利工作的机会。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刘德伟被划为右派。
1958年，她被送往甘肃定西劳动改造。此时，中国正处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中，农村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短缺不断加剧。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严重饥荒，甘肃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
刘德伟在定西亲历了这场灾难。她后来回忆，当地饥饿状况不断恶化，有人出现严重浮肿，村民接连死亡。她自己也因长期缺乏食物，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1961年，刘德伟找到定西县有关负责人，说明自己的处境。在得到口头许可后，她设法筹措路费，离开定西，辗转返回昆明，与家人团聚。
当时，她的丈夫向景云也已失去原来的工作。
向景云曾担任南京食品工业学院院长。1959年，他被免去院长职务，调往昆明从事资料翻译工作。
按照刘德伟晚年的回忆，丈夫生前一直没有告诉她撤职的真正原因。多年后，她从老友转述的信息中得知，向景云曾因不肯与被划为右派的妻子离婚、划清界限而受到政治压力。
这段经历反映了当时政治运动对普通家庭的影响。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不仅可能决定本人的职业和生活，还会影响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处境。
夫妻之间是否继续共同生活，也可能被作为衡量政治立场的依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德伟一家再次遭受冲击。她曾在燕京大学留下的大量照片，也在那个年代被家人焚毁。
那些照片记录了她年轻时的校园生活、师友交往和个人经历。随着照片化为灰烬，一部分私人历史也永远消失了。
1978年以后，随着反右运动中的大量错案获得纠正，刘德伟逐渐恢复正常生活。1979年，她获得平反，此后曾在昆明工学院任教。
1993年，年逾八十的刘德伟赴美生活。晚年的她仍然关心儿童教育，参与帮助云南贫困儿童的公益事业。
她还留下了一部回忆录《一粒珍珠的故事》，记录自己从燕京大学时代到晚年的人生经历。
这部回忆录不仅保存了她个人的记忆，也为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女性的教育、职业和社会处境提供了珍贵材料。
2001年，89岁的刘德伟与相识七十年的老友邝荣禄重新讨论共同生活的可能。两人都已失去配偶，但她最终决定不再结婚，继续保持原有的友谊。
她与向景云的婚姻经历过长期分离和政治迫害，却始终没有因外界压力而中断。
刘德伟的一生，跨越了清朝末年、民国、抗日战争、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年轻时，她接受现代大学教育，赴美求学，参与抗战宣传，创办儿童福利机构。中年以后，她被剥夺正常工作的机会，远赴西北劳动改造，并在严重饥荒中艰难求生。
直到晚年，她才重新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
她的个人命运，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女性所经历的巨大历史变迁：一个曾经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自由选择职业和婚姻的女性，后来却因政治运动失去事业与自由，甚至不得不亲手毁去记录自己青春岁月的照片。
所幸，刘德伟最终留下了文字。
那些已经消失的校园照片无法恢复，但她的回忆使后人仍然能够看到，一个燕京大学女生曾经拥有怎样的人生理想，又在此后的历史变迁中经历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