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信我能把你的好事搅黄？”
1979年8月那个闷热的傍晚，当我攥着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撞开老孔宿舍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他翻来覆去地看了那张薄纸很久。
空气凝住了，窗外蝉鸣忽然变得刺耳。半晌，他抬眼，语气低沉地说出了这句话。
我愣住了，仿佛冷不丁被兜头浇了一盆冻水，脑海里万马奔腾。那张通知书上鲜红的印章，在昏黄的灯光下忽然变得模糊。我清晰地看透了他眼底翻涌的、陌生的、散发着酸味的东西——那绝不是玩笑。
那一刻，我们之间“他强我弱”的平衡，被一纸通知书彻底颠倒了。
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很多年。
上世纪70年代，我俩在同一间县级农机厂打工。说是“同一间”，其实我们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他是厂里装备最好、最受器重、最热门的金工车间的先进工人。车床锃亮，机油飘香，车出的零件闪闪发光。他站在车床前的身影，在厂领导眼里就是未来车间主任乃至副厂长的轮廓。而我呢？待在锻工车间，厂里装备最差、最不受器重、最冷门的角落。空气里永远飘着煤灰和铁锈的味道，抡起大锤砸在烧红的铁坯上，火星四溅，日复一日，手心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一层。车间主任看我干活时总是皱着眉，连带我的师傅也暗中嘱咐我：你不是做工的料，待在厂里没有前途的，趁早另打主意。
可就是这样一个前程远大的他，和我这样一个命运暗淡的边缘人，却莫名其妙地成了至交。
老孔是个孤儿，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就先后患癌症去世了。这或许是他比同龄人成熟稳重的重要原因吧。他做事永远不卑不亢，与人为善，人缘好得叫人嫉妒。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唏嘘。
车间里一位姓左的女工，在省城谈了一个对象。那位省城大厂的“工人阶级老大哥”，大老远跑到小县城来找对象，实在出于无奈——他在省城厂里显然是个毫无竞争力的多余者，讨老婆只能舍近求远。每次来，左女工都留他在自己的单身宿舍同房。但有一回，不知何故女方拒绝了他，另给他找了一间空房休息。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他自缢在房内，留下了一封遗书。
遗书是写给厂部的，大意是：女友最近常在我面前夸奖孔某某聪明能干，喋喋不休埋怨我不争气，不能像他那样出人头地。我有充分理由怀疑是孔某某“插足”勾引了她，才使我们感情破裂。恳请厂领导彻查此事，严惩第三者。
厂里和公安机关联袂调查了许久，询问多人，结论是：老孔清清白白。他之所以蒙冤，恰恰是因为他太优秀太有人缘了，以至于背后所有人都拼命夸他。如果左工友对他真有意思，那也是她一厢情愿单相思——厂里人人心里有杆秤，她远远配不上老孔。更何况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情：车间老主任早就打好了当老孔岳父的算盘，时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暗中给他创造进步的机会，他的二千金高中毕业进厂，立即就嫁给了老孔。
那桩闹剧，倒让他在厂里的名声更响了。
工作时间，我们各忙各的；工余时间，我们却常常形影不离。他去食堂打饭，会顺手帮我带一份；我加班抡锤到深夜，他就在车间门口等着，递过一支皱巴巴的香烟。他读书不多，却喜欢听我讲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故事，讲《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讲《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挣扎。他听得入神，偶尔插一句：“你说这人啊，为啥老是跟自个儿过不去呢？”
老祖宗曾告诫“勿友不如己者”。对我而言，和远比我优秀的他结交是顺其自然；而他与我来往，则明显犯了这条大忌。在这段友谊里，我是受惠者，他是施惠者。他成了我的保护伞——有他罩着，那些爱欺负人的工友也得掂量掂量，得罪我就等于得罪了他。
长期做人事工作阅人无数的父亲来厂里看望，见了老孔一面，临别反复叮嘱我：“这孩子优秀成熟厚道，你跟着他不会吃亏。”
1978年高考失利后，我痛苦不堪，情绪低落到了怀疑人生的地步。老孔比谁都着急，隔三差五约我打牌、看电影，拉我出去散心。那段时间，他成了我阴郁生活中唯一的光。
我记得一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俩蹲在厂区后面的土坡上，看着远处炊烟袅袅。他突然说：“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心里装着一片更大的天。”
就这一句话，让我在绝望中重新鼓起勇气，投入复习，准备向高考发起第三次冲击。
于是我向他“告假”：下班之后别再约我了，我不到黄河不死心，还想碰碰运气。对此他并不以为然，觉得在厂里做好本职工作，不也大有前途的吗？但他还是对我的选择表示了充分理解，甚至主动介绍我认识了在中学教数学的肖老师。从此我遇到难题，就近便能向肖老师请教。
1979年高考，我意外地打了一个翻身仗，成了县文科状元，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全国重点大学——中山大学。
拿到通知书那一刻，我兴奋得浑身发抖。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老孔分享喜悦。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等来的是那句话。
“你信不信我能把你的好事搅黄？”
我看着他忽然陌生的眼神，心里一片冰凉。他说这话时，手里还攥着那张通知书，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忽然想起他曾无意间提过，厂里准备推荐他去省里七二一工人大学进修，名额有限，如果有哪位工友突然考上大学走了，厂里对进修名额的审批可能会卡得更紧。我考上了，他那个潜在的进修机会，怕是要泡汤了。
我还想起，在高考分数下来时，他就曾半开玩笑地说过，要不是当初兄弟我支持鼓励你再考一年，你也许真的就放弃了。语气里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微妙的居高临下的恩主姿态。
他不是圣人。那一刻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
我不敢赌上自己三年苦读换来的幸运和他较真。我压制住内心的愤怒与屈辱，低头认怂，言不由衷地说：“我信，我信，我信你有把我好事搅黄的能力。但我更相信，你的善良和我们之间多年的友谊，你不会忍心让别人看我们俩的笑话，看我的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狼狈。”
他沉默了很久，终于把通知书还给我，嘴角扯出一个很淡的笑：“跟你开玩笑的，还真当真了？”
但我们彼此都清楚，那不是玩笑。宿舍里的温情荡然无存了。后来那一个月，我们没有再见。临去广州前，我托人转交给他一本我读过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写了四个字：“谢谢，珍重。”
他没有任何回音。
带着那根刺，我走进了中山大学的校门。
中大的图书馆藏书极丰。一个深秋的下午，我在一本科学史著作里读到戴维与法拉第的故事。装订学徒法拉第凭借工整详尽的讲座笔记，叩开了化学家戴维的大门，成为他的实验助手。早年戴维十分赏识这个寒门青年，带他游历欧洲，悉心传授一切。彼时戴维已是受封爵士、享誉学界的权威，法拉第只是事事仰仗他提点的后生——悬殊的强弱差距，让戴维内心安稳自得。
可法拉第天赋过人，1821年独立完成电磁实验，造出世界第一台电动机，直接推开了电气时代的大门。戴维得知成果后，长久以来的骄傲与优越感轰然崩塌，嫉妒裹挟着傲慢席卷而来。他默许学界流传法拉第剽窃成果的流言，不肯出面为弟子澄清；法拉第提名皇家学会会员时，全学会唯一一张反对票，正是戴维投出的；他甚至动用自身职权，勒令法拉第搁置电磁研究，长年专职烧制光学玻璃，白白耗掉他科研的黄金岁月。
戴维并非大恶之人，他曾是法拉第的恩师，只是忍受不了“后来居上”乾坤颠倒，在嫉妒中一时失去了理智和善良。
合上书页，我靠在椅背上，窗外榕树的影子落在书页间，晃晃悠悠。我心头那根扎了多年的刺，忽然松动了。
我对老孔当年的“出言不逊”，有了同情的理解。他不是圣人，只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包括嫉妒心的普通人。他的嫉妒和戴维一样，根源于对“后来居上”情境本能地不适。但毕竟“发乎情止于礼”，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那句口头上的“威胁”，相比他多年来给我的庇护和温暖，实在微不足道。
扪心自问，我自己又何尝没有嫉妒过别人？
小学时最好的朋友刘强，门门功课压我一头。一次运动会接力跑，我趁他不注意，偷偷松了他跑鞋的鞋带。看着他差点绊倒，我心里闪过一丝快意，随即被巨大的羞愧淹没——幸好他稳住了。那天放学，我红着脸跟他坦白，他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说怪不得跑起来鞋要飞出去。他搂着我的肩膀说：“下次想赢我，光明正大地跑啊。”那件事他后来再没提过，我却记了一辈子。
1977年曾在写作能力方面给予我巨大帮助的工友胡平，考上了复旦中文系。欢送会那天，我是全厂除他妻子之外最该到场的人，却一个人躲在空荡荡的单身宿舍，听着远处传来的喧闹声，心里被强烈的嫉妒噬咬着，痛哭流涕，恨命运太偏心。
原来嫉妒是人性里最寻常不过的东西，像影子一样跟着每一个向上攀爬的人。区别只在于，有人把它化成了行动，有人咽了回去。
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昌大学任教，老孔仍在厂里辛勤，一步一个脚印，芝麻开花节节高，先是接了车间老主任的班，不几年居然当了厂长。90年代工厂倒闭，他并未下岗，在县委组织部的关心下安排去当了公社副书记，后来又调到县林业公司当了独当一面的总经理，在小小县城里，也算“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可惜文凭不硬，终究止步于中层。有时候我想，如果那张中山大学的文凭在他手里，以他的成熟老练、人情练达，前途无可限量。
光阴似箭，往事如烟。
我们都老了。退休后我在中山养老，他仍在那个小县城。前几年我回老家，托人联系上了他。他开着辆旧桑塔纳来接我，头发花白，眼角皱纹深得像刀刻，但笑起来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我们在县城一家小饭馆喝酒，两杯白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聊起当年的工友，谁走了，谁还在，谁家的孩子考上了什么大学。
喝到微醺，我忽然提起1979年那个傍晚，“那你当时真想过搅黄？”
他端着酒杯的手顿了顿，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摇摇头：“我只是嘴上硬，心没有那么狠，脑子也没有那么蠢。我掂量过，真要下手，未必能得逞。众所周知，你我是厂里最好的哥们，县委赵书记和厂里蔡厂长是你高考的靠山，如果我不自量力轻举妄动，势必闹一个大笑话，以后在厂里县里怎么混？”
那一刻，扎了四十多年的那根刺，彻底融化了。
2026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