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文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脑海里，马上会有“批斗”，“抄家”的深刻印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演了在古代封建社会发明的一幕幕摧残人性的“活剧”，1966年6－7月从北京刮起的这股风，很快漫延到全国各地，一些“高干”子弟带的头，到这一年的8月，我在北京，还能看到堆在大街上和马路旁的抄家物资，随着运动的发展，“批斗”，“抄家”的对象，从地富反坏右，转变到“革”人家命的人的头上了，许多昨天的领导干部，今天被“批斗”，被“抄家”，对象的转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许多反映“文革”时期有关“抄家”的场景描述，在许多的著作，书籍，影视作品里都能找到，我今天也来谈当年的“抄家”，但它却是另一种情形。
大约在1966年9月的一天（时间太久了记不准确了），复旦大学附中高二(7)班的一群红卫兵来到建国西路695弄，靠近宛平路，对面是“衡山宾馆”。在这条弄堂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就是来“抄”这对夫妻家的，这户人家丈夫叫陈传纲，“文革”前是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后来调到市高等教育局任局长，据说，这个“调动”是有“名堂”的。不久前的一天晚上，陈不堪忍受，吃了80多粒“安眠药”，永远离开了人间，他是全国第一批在“文革”初期“自杀”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现在在网络上可以查到这份名单。他的妻子叫王汝琪，去年有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镜头，周恩来对国民党“高官”王昆仑说，你的堂妹在延安很好，请你放心，周说的堂妹就是王汝琪。此时，王正被关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牛棚”里，狂风暴雨还在后面。这天的“抄家”现场，陈的儿子陈乐群也在，只见他好像在指挥“抄家”，那些红卫兵都听他的，在他的指点下，什么箱子，衣服，线装书，日本军用指挥刀，名人字画，照片，高跟皮鞋，等等，搬到停在楼下的卡车上，随后，他跟大家一起上了车，车子直接开到国权路上的校园。大家七手八脚，把抄来的所有东西一一搬进高二(7)班的教室里，堆好放好，还贴了不少“封条”。
大家看到这里该明白了，原来，陈的儿子跟这些红卫兵是同学，在家庭遭受这般灾难之际，这帮同学毫不犹豫，出手相助，许多年后，大家戏称这次行动属于“保护”性“抄家”。在这次行动之前，传说市高教局的“造反派”要去“抄”局长的家，我们闻风而动，抢先一步，让他们到时候什么也“抄”不到，看来，即使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里，人们没有淡化同学之间宝贵的友情，当然，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同学中的“官二代”肯定不像今天社会上的某些“官二代”，如果，平日里自以为高人一等，不跟同学们友好相处，人家凭什么要冲出来帮这个忙呢。人有祸福旦夕，现在有些“官二代”，“富二代”们，能从曾经在上海发生过的另一种“抄家”中“悟”出些什么道道来，这对你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也许是有益的。
我们这位同学的父母都是资格很老的老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上海有二千多大中学生组成“请愿团”，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行动的总指挥就是陈传纲，他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王汝琪是陈的同学，她是“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执笔者。“四人帮”打倒后，她担任过司法部的顾问。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他们夫妇俩不幸被打成“王实味反党”五人小集团，虽然是个“冤案”，毛主席也说了话，但是，就不纠正。这就为他们在“文革”中的不幸埋下了“祸根”，大概到1982年才彻底“平反”。“文革”开始，为了发动群众，复旦党委把他“抛”出来，对造成他的“悲剧”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此，“文革”结束以后，在陈传纲的追悼会上，王汝琪把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送来的花圈“扔”了出去。这都是历史了。历史应该是真实的东西。
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回过头来看，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到1967年3月，放在教室里的贵重物品，名人名家字画，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居然都完好无缺，完好无损，到“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教室要派用场了，终于自然而然“物”归“原主”。以上讲的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绝对不是编造的天方夜谭，而是发生在上海，在那个“动乱”年代里的一件真实的事情，而这件事又确确实实被“雪埋”了近47年，可惜，这些当年17，18岁的年轻人，已经进入老年了，否则，放在今天的话，复旦大学附中高二(7)班这个“群体”起码会被团市委评为另一种“见义勇为”先进集体。可以相信，即使在当年，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烈火中，在上海还会有不少类似的故事，只不过没有人把它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