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政党 > 正文

陈一谘与“消失”的八十年代改革史

作者:
 

作者:乘宵

By Cheng Xia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follows below.

陈一谘这个名字,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相当陌生。但1980年代,他曾是改革派知识分子中的风云人物,被学者金观涛称为一代“盟主”。他曾参与创办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进入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当时,以他为主,一批几乎没有正式政治权力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了中国改革的核心决策网络,并直接参与了改革政策的形成。

1989年以后,陈一谘流亡海外,体改所也灰飞烟灭。今天,人们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归功于或归咎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虽然在官方叙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毕竟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仍在历史中留有痕迹;相比之下,陈一谘和他领导的一批青年改革者,如何参与、塑造改革历程,则几乎从中共官方叙事的改革史中彻底消失。

2013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陈一谘回忆录》,以600余页记录了作者从毛泽东时代到1989年的跌宕人生,也保存了一大批改革派人物的风云往事。

1

陈一谘1940年生于成都,祖籍陕西三原,出身书香门第。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陈一谘是满怀理想的革命青年,坚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大同社会。据他书中回忆,大跃进时期,他积极参加大炼钢铁与水利建设。修建十三陵水库时,他因患严重关节炎原本不获批准,几次请求后才得以上工;腿疼得无法站立,就跪着装沙石,发烧后仍坚持劳动——这让他后来获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1959年陈一谘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学物理,后转中文系。

大学期间,陈一谘体会到了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1965年,25岁的他向毛泽东写万言长信,批评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结果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文革中遭残酷批斗,恋人不堪受辱而自杀。1969年,陈一谘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在基层呆了近十年——他相信只有了解农民,才能认识中国。期间,他结识了何维凌、邓英淘等同龄青年(一些人是中共高干子弟)及失势干部。丰富的基层历练和政治交往,成为他日后参与改革的基础。1978年,陈一谘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社科院的农业经济研究所。

1978年冬天,安徽等地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尝试包产到户,这突破了中共“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体制,后被视为中国启动改革的象征事件。据陈一谘书中回忆,当时,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想了解包产到户的成效,但仅根据层层上报的材料,难以判断改革的效果与风险。

1980年,陈一谘赴安徽调查三个月,发现虽然各地条件迥异,但包产到户已使不少农民获益。他带着调查资料回京,向各界反复介绍情况,主张从农村入手推动改革,又与王小强、周其仁等青年知识分子建立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1年,这个研究组调查了安徽滁县地区,将农民收入、生产变化及基层干部的顾虑写成报告,受到胡耀邦、赵紫阳等人重视,为地方试验争取了更多政治空间,最终推动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为中共基本政策,释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力(见《陈一谘回忆录》第四章)。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险按下鲜红手印,承包土地到户。此事后来被视为中国改革的象征。

2

有趣的是,陈一谘当时领导的这批青年,并非沿大学、研究院所或官僚机关的晋升阶梯进入权力中心,而是在体制之外自行结社、调查,并因研究成果受到高层重视,被吸纳进正式的政策研究机构。这批原本是毛时代政治受难者的青年,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期,有机会参与党国体制下的经济改革。

农村改革迅速带来新问题。据书中记述,陈一谘等人在四川发现,当地柑橘丰收,却因中央的收购部门与地方争夺购销权限、限制外运,造成4000万斤果实腐烂。王小鲁撰写报告,由陈一谘呈交胡耀邦,得到批示。这个事件暴露出问题:虽然土地已分配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已释放,但计划经济原有的统购统销制度(即由国家统一收购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再按国家规定价格和计划统一供应,限制农民和市场自由买卖),以及僵化固定的价格体系,都难以适应——改革因而从生产环节延伸到流通、价格乃至整个经济体制。可参见1984年出版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一书。

1984年9月,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来自全国的180多名中青年经济学者聚集浙江莫干山,讨论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后遇到的难题。价格改革成为争论中心,也就是国家应当怎样放开计划经济下由政府控制的商品价格?是一步放开?还是逐步放开?如果一步放开,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会议后来提出了价格双规制的过渡方案——暂时保留国家计划价格,同时允许计划外的商品按市场价格交易,逐步扩大市场定价范围,以减少冲击。这一改革思路受到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这次会议,陈一谘在书中有详细回顾,罗小朋的《价格改革历史述评》一文也专门叙述了此事。

1980年的北京崇文门菜市场。中新社图片

3

1984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立,陈一谘次年出任所长。这家隶属于体改委的局级机构拥有较大的人事、财务和研究自主权,也能跨部门组织调查。最重要的是,体改所能通过鲍彤直接向赵紫阳反映意见。研究人员不必循传统学术机构的层级分工,而可以围绕紧迫问题临时组队、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并非唯一尝试“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中国改革启动之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便已探索突破苏联式计划经济,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改革派学者。随着中国经济出现过热与通货膨胀,改革派经济学家对价格、税收和财政应如何调整也产生了分歧。

1986年,陈一谘与高尚全、王小强等人在索罗斯资助下组成18人考察团,赴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分组研究宏观管理、企业制度、社会政策及党政关系。据《陈一谘回忆录》第五章,考察团在海外时,就给国内发回电报,提出政策建议,并在回国后向赵紫阳汇报。考察团回国后,还借鉴匈牙利调查民众对改革态度的经验,建立社会舆论调查和企业跟踪观测系统,持续了解改革在社会和企业中引发的反应。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陈一谘进入这个小组的下设办公室,担任秘书长,协助鲍彤组织研究。议题涉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干部任免、人大职权及政府机构改革。陈一谘在书中第六章回忆,他买来30本台湾《六法全书》内部影印本,供研究人员参考,又组织编纂政治制度资料。1987年胡耀邦下台、反自由化运动兴起后,研究仍在内部继续,部分意见进入中共十三大报告。

晚年陈一谘。图片来自陈一谘纪念网站

4

陈一谘在书中回忆,1987年,温家宝负责的专题组向赵紫阳汇报党政分开方案。赵紫阳以福建龙岩的市长选举为例,提出既然地方干部由人大选举产生,不能因为上级不满意当选者,就随意把人调走,使选举流于形式。然而,当陈一谘向鲍彤追问能否从行宪角度推进改革、军队又该如何处理,得到的答复是研究只能在邓小平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军队不在其中。日后进入最高领导层的王沪宁,彼时是复旦大学教师,专门找陈一谘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两人都赞成“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并认为党内民主应当从建立程序、制度和规则做起。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留影。(图片来自网络)

1988年初,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茶话会上,金观涛曾举杯称陈一谘为大家的“盟主”,陈一谘在书中回忆,自己惊出一身冷汗,担心被官方扣上“另搞一套”的帽子。同年,政府“价格闯关”(即短期内提高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解决价格双规制下的一系列复杂经济问题)失败,再次暴露改革困境。当时价格调整的消息传出后,抢购与银行挤兑迅速蔓延,价格闯关被迫搁置。随后,“治理整顿”重新收紧部分经济管理权,赵紫阳受到高层批评,改革派内部的分歧与高层围绕改革方向的政治冲突愈发尖锐。

1989年5月18日,陈一谘获悉北京戒严迫在眉睫,赵紫阳下台几近定局,仍决定联合改革派研究机构公开表态。次日,体改所等“三所一会”发表《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支持赵紫阳与学生运动,呼吁和平解决危机。声明被送往媒体、大学和天安门广场,并印发、张贴于北京街头。军队镇压后,体改所被撤销,一批成员遭拘捕或退出政策中心。

据陈回忆,6月5日,万里(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派人传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急信。陈一谘辗转多地,在岑建勋、陈达钲兄弟等人协助下抵达香港,得到金庸等人接济,随后前往法国,从此长期流亡海外。对海外民运中的分裂与纷争,本书并未展开,作者原本准备另写续篇,终未完成,徒留遗憾。

陈一谘少年时开始记日记,文革中日记成为罪证,遂改为每天只用几个字记录“大事记”。1989年抄家使他损失大量文件,所幸这些笔记被朋友带出国,母亲和旧日同事又陆续给他提供了材料,使得这部回忆录保存了大量关于改革试验、政策争论和中共内部政治生活的资料。

近些年,中国政治空气严峻,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不再成为主流叙事,而陈一谘的这本回忆录,让这批改革者隐秘的壮阔历程得以重见天日——1980年代初,一批几乎没有正式政治权力的青年知识分子,何以能迅速进入中国改革的核心决策网络?读者从这本书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本期推荐档案:

《陈一谘回忆录》 (陈一谘)

《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6/1118/2459331.html